本文作者為馬非白，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2019 年年底立法院表決通過《反滲透法》，曾遭到中國官方、中國動員的台商企業團體，以及包括馬英九前總統在內的中國國民黨人士、紅藍政黨與媒體，極力誣指為「綠色恐怖」、「媽祖變匪諜」，甚至屈指為「誘民入罪」，完全漠視超過百分之五十台灣民眾的支持。
所謂「綠色恐怖」、「媽祖變匪諜」、「誘民入罪」的說法，都是故意誤導的莫名其妙指控，其中有關「誘民入罪」似乎是引用自 1950 年代《自由中國》雜誌的社論，卻不明其真義，根本就是引喻失義。
「誘民入罪」的真正意思是：政府法令規定某些行為是犯罪行為，藉以警戒該類罪行的發生；但是，公務機構卻用串套欺詐的手段，誘人入罪來逮捕懲罰，這樣的作法才叫「誘民入罪」。這類非法手段都發生在中國國民黨蔣家王朝時代，而且達到十分猖獗的程度，當時的《自由中國》雜誌才會以社論痛加批評。
《自由中國》雜誌的那篇社論題為〈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是發表在該刊第四卷第十一期。當年在軍事戒嚴極權統治之下，《自由中國》為了這篇社論逕指蔣家王朝的情治人員「誘民入罪」，毫無疑問地，不但立即遭到特務監視，而且有一位編輯被捕，著名學者胡適辭去該刊發行人職務，連該刊實際負責人雷震也險些提早了九年遭整肅入獄。
這一期的《自由中國》是在 1951 年 6 月 1 日出刊，發行到市面上才三天，也就是 1951 年的 6 月 4 日一大早，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特務就闖進該刊辦公室，逮捕了一位編輯，並且留下三個特務嚴密監視該刊。
該篇惹禍的社論，是針對當年特務機關派人裝成放高利貸者或倒賣外匯者，引人上鉤，再以「擾亂金融罪」逮捕，展開雷厲風行的取締地下錢莊任務，提出批評，譴責中國國民黨政權無異於是在「誘民入罪」。
該刊指出，「起先，我們所聽到的、只是在馬路上做出來的買賣金鈔的『罪行』。這種場合下被誘入罪的人，其罪不算大，被沒收的臺幣或美鈔，其數量也不可能很多，他們決不夠格被稱為金融市場的投機者；同時我們對於這班誘人入罪的人，均視為不肖的公職人員，利用其身分作惡而已，從未想到會有甚麼其他的背景或內幕。」
可是，「誘民入罪」的惡行比想像的嚴重，「後來，傳聞的事件多起來了：某甲被誘，犯了套匯罪；某乙被誘，犯了地下錢莊罪；某丙因與某甲或某乙偶然在一塊碰頭而被累入獄了⋯⋯，於是，我們也就漸漸感覺到這種事態的嚴重，也就漸漸意識到這種花樣或不免有複雜的背景或內幕，而不是幾個外勤人員的個人罪惡而已。」
1949 年中國金融大崩潰，貨幣市場一片混亂，中國國民黨權貴卻利用權勢大發國難財，於是，投機性經濟活動及套匯牟利，禍延台灣社會也全面陷入恐慌情狀，惡性通貨膨脹情勢不知伊於胡底，再加上蔣家王朝頒令實施超級嚴格的金融管制，於是，地下套匯、地下錢莊叢生，這一切都是中國國民黨蔣家王朝造成的。
社論中舉出一件有計劃而大規模的「誘人入罪」的金融案。在那一年的三月間，有人在土地銀行開了一個戶頭，申請開立銀行本票，然後利用這種本票作抵押，到處以高利率向人借款，等到借貸成交之際，保安司令部特務就會出現當場逮捕。根據該社論發布之前，遭保安司令部提起公訴的共有五案，逮捕了二十多人，全部案款台幣 110 萬元，抵押品都是土地銀行的本票。
其中的破綻，是銀行本票通常都是見票即付的，但土地銀行開給這個戶頭的本票，都是期票；而且開立本票的金額高達當年新台幣 170 萬元，什麼人會把這麼大筆錢存進銀行？另外，當時的銀行存款利率，最高的月息不過四、五分。但這五件借貸案中，最高的月息到二角六分，最低的也有一角二分。誰能擁有如此鉅款向銀行取得本票後，再倒貼高於銀行利息數倍的高利率向人貼現？
後來經過證實，這些案子都是保安司令部特務製造的。這類惡行當年都在到處頻繁發生，中國國民黨政權此前此後羅織構陷案件的手法如出一轍，因為假案陷獄或被拉到刑場槍決的不計其數。《自由中國》發表這件大案之前的 1950 年有件林邦鈞套匯案，就是特務獲得線報後，以同樣手段破案的，光是這案就逮捕了二十一人，原以《國家總動員法》、《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及《取締擾亂金融抑平津超波動具體辦法》，判決其中三人死刑，竟被蔣介石要求更改判決，後來總共有五人遭槍決。
《自由中國》社論認為造成「誘民入罪」的最主要禍根，是中國國民黨政權蔣家王朝訂定的《破獲金融案件提付獎金辦法》。該辦法規定，告密人可以得到全部案款百分之三十的獎金，承辦單位則可得百分之三十五，也就是說，兩項獎金如由一個機關得到，按規定可以截留的『贓款』即高達百分之六十五。該項辦法也是蔣家王朝統治下數不清的政治案、匪諜案等冤假錯案的淵藪。
社論結論強調，「這件事已鬧得無可掩飾了，我們為著愛護政府，為著政府今後的威信，特在這裡呼籲政府有關當局勇於檢討，勇於認過，勇於把這件事的真相明白公告出來，並給這次案件的設計者以嚴重的行政處分，這樣才可以表示這次誘人入罪的案件，只是某些不肖官吏做出的，而不是政府的策略。」
社論發表後，立刻引起軒然大波，中國國民黨政權內部根本沒有接受該社論的呼籲，替蔣經國掌管特務系統的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反而惡人先告狀，「上奏」蔣介石和陳誠，說《自由中國》這篇文章破壞台灣的金融管制。接著，就在六月四日這一天派大批特務衝進《自由中國》辦公室抓人。
時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的吳國楨，當天上午曾下令彭孟緝放人及撤銷監視行動。但是，彭孟緝一向以蔣家王朝兩父子為靠山，身為副司令卻從來不聽司令的指令，因而故意拖延不執行，一直到下午在吳國楨拍桌震怒後才不甘願地放人，不過，陽奉陰違地只撤銷室內的監視，仍保留室外的監視。過了一個星期，還特地大動作開記者會反駁該篇社論的記述。
因為這次風波，彭孟緝從此與雷震結上了樑子，不但親自打電話給雷震，聲稱要和雷震「算帳」、「決不放鬆」，更在中國國民黨高層官員的圈子裡，四處揚言，說雷震侮辱了保安司令部，絕不與他善罷干休。蓄意要將事件擴大。
雷震當時具有萬年國民大會代表及總統府國策顧問的身分，彭孟緝仗恃蔣家父子的虎威，絲毫不留情地跟他幹上了。雷震找了好幾位黨政要人商量，多數人都認為社論所說雖是事實，但犯不著和彭孟緝這類人正面衝突。其中，曾任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外交部長、總統府秘書的王世杰，建議他再發一篇文章，從正面加以平衡一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主管宣傳的陶希聖也贊同王世杰的看法。
雷震只好遵照他們的意思寫了一篇〈再論經濟管制〉的社論，交給陶希聖事先審閱，沒想到陶把原文不卑不亢的基調改為賠禮道歉式的語氣，並添加了很多無聊詞語。修改過的社論在隔期的《自由中國》刊出，算是向保安司令部「賠禮道歉」，開宗明義指出：「本刊前一期（第四卷第十一期）社論批評誘民入罪案的那篇文章，曾引起社會各方面強烈的反應。反映的意見雖不盡同，但我們相信，大家和我們一樣都是基於愛護政府，和擁護經濟管制的立場。」
被修改過的結論指出，「本月十一日保安司令部陳處長仙舟在記者招待會發表談話，對於經濟措施令執行的態度和方針，以及審理金鈔案的程序，有簡明的敘述。大家看了那篇談話以後，對政府經濟管制的用意統統可以明瞭了。」
但是，風波並未就此結束。《自由中國》的發行人胡適在美國看了前後兩期的《自由中國》之後，寫了一封信給雷震，對於《自由中國》受了外力壓迫被逼刊出賠禮道歉的文章，非常生氣，宣布辭去「發行人」的銜名，表示他「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
雷震把胡適這封信原文以〈致本社的一封信〉為題，當作《自由中國》社論，在第五卷第五期刊出；結果，再度惹起彭孟緝的怒火，以彭孟緝、陶希聖兩人為攻擊對象，竟然召集黨、軍、特要員共九人，對雷震進行了一次嚴厲的「公審大會」。彭孟緝誣指雷震有套匯嫌疑，同一天下午由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發出傳票傳訊他，但雷震拒絕出庭。
這次事件，最後是由陳誠設法勸說彭孟緝適可而止，同時親自寫了一封信給胡適，刊登在《自由中國》上，藉以平衡了胡適的說法，才使整整鬧了三個月的風波告一段落。不過，特務從此即對《自由中國》進行長期監視，九年之後，雷震仍然遭到蔣介石的整肅。
然而，蔣家王朝的特務機構不但沒有收斂，在豐厚獎金制度之下還變本加厲其迫害行徑，冤假錯案罄竹難書，四年後，又發生孫元錦被特務逼死案，《自由中國》再度以專文〈從孫元錦之死想到的幾個問題〉及社論，痛詆特務的惡行，惹起更大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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