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7/16上街的年輕人

在館長與黃國昌的號召下，7/16 有一萬多位年輕人上街，主要的訴求是居住正義。我有一些話想要告訴這群年輕人。

我是四年級生，剛過退休年齡。回想我們年輕時，成家相對容易。我大學畢業的第一個工作月薪一萬三千八，那時和平東路的五樓公寓才一百萬出頭。

一個世代過去了，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大約增加三倍，但相同的公寓價格漲了快三十倍。薪水增加趕不上房價上漲，這是年輕人面對的成家困難。

年輕人成家困難不是台灣特有的問題，而是世界各國普遍的現象。我移居北美已經超過三十年，親眼目睹外國年輕人的困難。

我剛到美國讀書時，一房一廳的公寓月租不到兩百美元，現在都要上千美元。當年只賣七、八萬的房子，現在都叫價七、八十萬。
雖然美國大學畢業生的起薪也增加了，但幅度遠不如房價的上漲。儘管如此，我未曾看到美國年輕人為了居住正義走上街頭。

嚴格講，美國沒有居住正義這個名詞，但有概念類似的統計數字，那就是居住成本佔税前所得的百分比。

以平均值而言，美國人的居住成本大約佔收入的三成。對租屋族而言，居住成本就是租金；對購屋族而言，居住成本就是房屋貸款與持有的費用。

隨著個人所得的不同與居住地區的差異，居住成本在所得的佔比會有很大的變動。所得越低的人，或住在熱門都會區的人，居住成本的負擔也越重。

所謂的居住正義指的是居住成本的所得佔比，而非住宅的坪價，房價的漲幅，或社會住宅的戶數。若與紐約、洛杉磯、西雅圖、或舊金山等地相較，台北的居住成本仍算低廉。

熱門都會區的居住成本居高不下，美國政府也是束手無策，因為房價、租金、或薪水都由市場機制決定。政府要強制干預，難免會出現不良的副作用。

對租金的飆漲，政府可祭出租金管制。問題是，這樣的干預只便宜了現有的房客。因為租金不能合理提高，房東只好節省維修，甚至退出租屋市場，最後受害的還是房客。

政府也可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資，但無助於專業的年輕人，因為他們的薪水本來就高於最低工資。提高最低工資也會打擊投資，造成失業率的上升。

至於政府開發的社會住宅，最後常淪為貧民窟，不僅無法回收開發與管理成本，還會衍生其他的社會問題（如暴力與販毒）。

居住問題是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結果。因為就業機會集中在特定的都會區，造成年輕人大量遷入，導致居住成本的提高。

以美國為例，矽谷的高科技蓬勃發展，就業與創業機會多，加上怡人的氣候，房價當然一飛沖天。

反過來說，底特律的汽車業已衰退多年，失業人口多，創業機會稀少，加上冬天的氣候嚴寒，房價崩盤才是真正的問題。

長期以來，台灣的經濟發展不均衡。我嘉義高中的同學超過七成離鄉外出就業。雖然嘉義的居住成本低廉，但就業機會也相對缺乏。

除了經濟發展不均衡，台灣的稅制也有很大的漏洞，包括囤房沒有成本，炒房的短期利得不用繳稅。

台灣地狹人稠、區域發展不均、稅制有利房產的炒作，還有年輕人的起薪低等，都是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很難究責現在的執政黨。

以昨天的示威為例，出席的政治人物把居住正義當成政治鬥爭的工具，把低薪與高房價扭曲為執政黨的不作為。

將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泛政治化，無法幫助年輕人找回居住正義。

更諷刺的是，昨天出場的政治人物甚至是問題的一部分：

～柯文哲任滿兩屆市長，也無法解決年輕人的居住問題，讓台北流失大量的人口。
～侯友宜執政的新北市仍無囤房稅；他的家人還擁有一百多個門牌號碼的房產。
～郭台銘號稱台灣的首富，在業界卻以苛刻員工出名。他寧可出走國外，也不願為中南部的年輕人創造就業機會。

即便明年大選出現政黨輪替，這三位當中有一位當選台灣總統，年輕人面對的成家困難不會消失，因為社會缺乏解決根本問題的共識。

移居北美之前，我曾見證「無殼堝牛夜宿忠孝東路」的社會運動。當時東區豪宅每坪單價還不到三十萬。一個世代過後，東區豪宅的價錢已飆到每坪將近三百萬。

我們的年輕人卻還要繼續上街頭。為什麼呢？

因為政客把居住正義當成鬥爭工具，收割年輕人的選票。取得權力之後，他們反過來服務炒作房產的建商與富豪。

我要告訴昨天上街的年輕人：嚴格檢驗各政黨的政策，切勿輕信政客的煽動言詞。選民要學會是非分明，政客才不敢胡作非為。

原文出自翁達瑞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