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論壇》台北高校學生看什麼電影？

本文作者為李政亮，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近年來，關於台北高校學生白線帽的青春的討論不少，諸如自由學風之下敝衣破帽的形象、七星寮的放浪青春等。

如果從電影史的角度出發，筆者好奇的是，當時的台北高校學生喜愛看什麼樣的電影？台北高校學生對社團活動相當投入，文藝部的《翔風》（1926－1945）與新聞部的《台高》（1937－1940）兩本校園刊物是重要參考，其中可以看到電影放映活動的紀錄甚至影評文章。此外，台北高校校友的回憶錄當中，也可以看到電影觀看的回憶。

校園刊物裡的電影相關紀錄

打開《翔風》與《台高》後，會有兩個強烈的印象，一是文章題材的多樣，從西洋的文藝發展到台灣的文化等不一而足，二是其中會有社團活動的紀錄，這修紀錄可以看到台北高校學生人數不多，但社團從文藝、弓道到足球、棒球等相當多元，也可以看到學生對刊物與社團的投入。

《翔風》與《台高》當中，提到電影之處並不多，不過，我們可以扣合文章的文本內容與台灣當時的電影環境進行解讀。依時序，提到電影之處有五處，如下表格所示：

雖然僅有 5 處，不過，與台灣電影文化的發展卻頗為一致。1920 年代台北的世界館與芳乃館的競爭，不但意味著電影館的設備步入現代化，兩家電影館也不約而同與日本的電影公司簽約，此時，台灣與日本上映電影的時間差也快速縮短。雖然電影慢慢成為都市文化的一環，然而，更多是以一種流行娛樂的姿態存在。

不過，世界電影進入有聲電影時代前後，電影的角色開始出現變化。例如 1931 年 11 月台北映畫聯盟創立，當時會員 50 多名，這些影迷組織除了放映電影，影迷雜誌也成了討論電影的空間，電影不再僅是娛樂。影迷雜誌之外，1935 年前後更是台北電影環境再度為之一變的關鍵時刻，太平町的第一劇場（亦稱タイゲキ，台灣劇場）、壽町的國際館以及西門町的大世界館三家電影館以豪華的設備與偌大的空間共成台北新興電影館的指標。

值得一提的是，1937 年 5 月《台灣婦人界》刊登了山岡夢生的〈電影愚談〉（シネマ愚談）一文，其中，他提到專門學校以上的學生，幾乎都是洋畫（西洋電影）至上主義。從這個脈絡來看，不難理解為什麼國際館會在《台高》刊登廣告。值得一提的是，西洋電影的輸入當中，又以美國好萊塢電影為最多，這也因此國際館的廣告主打美國電影。

法國電影特別受青睞

接下來的問題是，西洋電影主要包括美國、德國與法國電影，所謂的洋畫至上主義當中，影迷們又特別喜愛那個國家的電影？1933 年台北映畫聯盟舉辦「秋的電影週」（秋の映画週間）電影票選活動，會員投票選出喜愛的電影，其結果是 20 部都是歐美電影，重要的是，台北映畫聯盟在解說選取標準時，提到「從藝術的純度來說，相較於美國電影歐洲電影更勝一籌」。在這裡，可以看到台北映畫聯盟的偏好。

《台高》當中 T.D.O 生與久松忠男的兩篇文章，也為這個說法提供更細緻的註腳。T.D.O 生的〈底層〉一文當中，詳盡地介紹了雷諾瓦根據高爾基名著《底層》改編的同名電影。這部作品獲得法國第一屆路易·德呂克獎（Le Prix Louis-Delluc）的作品，在作者 T.D.O 生看來，這部描寫底層生活的作品從高爾基原著裡的陰慘色彩進一步昇華到光明，可以說蛻化為法國版的《底層》。

如果說 T.D.O 生從單部電影對法國電影多所好評，久松忠男的〈法國電影的特殊性〉一文更是從藝術社會學的觀點，對法國電影的特性進行回顧。在久松忠男看來，法國電影的特殊性首先在於電影的大眾性，他所謂的大眾性是指法國長年有自由的風氣，產業結構原是由眾多小資本的公司所組成，而後才有大資本公司興起，與之對應的則是勞動階級力量的勃興。在這樣的脈絡下，法國電影可以說是奠基在一般市民階層的基礎上，這與美國電影是由大資本公司所掌握的情形恰好相反。

也正因為法國電影有著庶民色彩，電影中常可看到庶民生活的描述，尤其是電影中的庶民階層生活，他們的生活並不富裕，但卻帶著希望，《底層》就是一個例子。

從這一點延伸來說，法國電影也帶著反都會主義的色彩，久松忠男所說的都會是指都會的物質繁榮，法國電影時而也以鄉村生活作為幸福的象徵。

久松忠男的看法並非空谷足音，他的看法與台南的一生作家吳新榮非常類似。關於法國文明中的自由這一點，吳新榮在 1937 年 10 月 23 日在台南宮古座看完法國電影《榮光之道》（栄光の道）與《我們的伙伴》（我等の仲間）之後，在當日的日記寫下：「法蘭西永久也是好自由之國」。至於法國電影與其他國家電影的比較，吳新榮在 1940 年 6 月 3 日寫下：「法國電影在藝術上與德國電影相比，是較具思想性；而和美國電影的資本性相比，法國電影較具政治性，這一點是令我滿意的」。可以看到，1930 年代後期，法國電影頗受到文化人與知識人的喜愛。

回憶錄裡的觀影經驗

台北高校的校友當中，部份也在多年之後寫作回憶錄，其中，有的也提到當年電影觀看的記憶。

1918 年出生的楊基銓，在《楊基銓回憶錄》花了相當的篇幅描述台北高校時期的生活回憶。關於電影，他印象最深的是西洋電影《會議在跳舞》（会議は踊る）與《仲夏夜之夢》（真夏の夜の夢）。

《會議在跳舞》是德國電影，1934 年 9 月在新世界館上映，《仲夏夜之夢》則是美國好萊塢華納出品的電影，1936 年 5 月在國際館有上映紀錄。可以想像，從台中清水來到島都求學的楊基銓，在台北高校的課業之餘，也來到最先進的國際館、大世界館看西洋電影，事實上，彼時的知識人與文化人原本就有偏愛西洋電影的文化品味。

楊基銓電影觀看經驗是1930年代中期，此外，王育德也在《王育德自傳暨補記》裡提到 1940 年代初期的電影觀看經驗，這段文字優美，充分表述了台北都會的元素：

星期天的話，早上睡到飽才起床，然後悠悠哉哉地外出。先在報紙確認喜愛的電影在哪裡上映，然後決定行程。如果電影院在西門町一帶的話，就搭巴士在榮町的菊元百貨下車，走道公會堂，然後在那裡的大餐廳吃一頓50錢的便餐。⋯⋯如果電影院在大稻埕附近的話，就在菊元百貨前面換車，在大坪町三丁目下車，一嚐山水亭 30 錢的割包。看完電影後，在江山樓或圓環吃晚飯。或是在台北城內新公園閒逛，或是到新高堂買書，這都蠻有趣的。不過，漫步在大稻埕喧囂雜亂的台灣人街道中，別有一番樂趣。

王育德一代，可以說是一方面體驗了最為摩登的台北生活，但另一方面也開始面臨戰爭所帶來的改變，《翔風》1941 年所刊載的電影放映，悉數都與戰爭有關。此刻，也離台北高校結束的日子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