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Yuming，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一直以來台灣都有停辦跨年晚會的聲音。
當2014年，柯市長還是柯醫師時，就曾直言不諱的說「我很討厭一次性的活動，一次放煙火就沒有了」；而2017年的柯市長也曾再三強調「我反對亮點政治，因為要亮點，放煙火最亮。我還是堅持政治應該落實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然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顯然這種「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大亂鬥的「我不是我的我」，並不是柯醫師與柯市長的專利。
但在今年疫情肆虐因此五都停辦「現場跨年晚會」改採轉播的情況下，新北風向大師侯友宜也知道要在「新北耶誕城」主要活動全數出清後快速反應，停辦接下來無關痛癢跨年活動，藉此博取聲量以掩蓋板橋人塞車一整個月的不滿時；柯市長卻「逆風高飛」，堅持舉辦現場跨年活動，這種「反向操作」就更是引人注目。
台灣跨年晚會的歷史起源
回顧台灣「跨年晚會」這個活動的歷史起源，跨年晚會本不是一個如同全台各地廟會般俗民的、由下而上的活動，而是1990年代台北市長陳水扁「阿扁新政」的一環。當年阿扁團隊用「官辦嘉年華」的方式，試圖擾動解嚴初期仍處於戒嚴狀態的公民社會心理狀態。延續「快樂、希望、陳水扁」大量舉辦街頭活動的選舉模式，藉「空間解嚴」讓年輕人走上街頭沖刷仍然保守與沉悶的首都氛圍。
透過台北市府主導大量活動，陳水扁團隊的目的就在於進一步壓迫公部門與民間有更多的交流，等於是以「北市府空降團隊」聯合「民間社會」挑戰當年保守僵化一張身分證要辦半年的「北市府官僚體系」，成為變相的「鄉村包圍城市」。這樣的年輕氛圍，也讓後來一系列公部門的便民服務，如：抽號取件、降低櫃台與茶水遞送等等，有更順利推動的民意基礎。
跨年晚會作為一種「被發明的傳統」
但如今時過境遷，跨年晚會的時代任務業已圓滿完成後，晚會本身為促成空間解嚴的「娛樂性」，早就從本來的「先進衝撞力量」變成了一種「保守反動力量」。民主化三十年至今各地的跨年晚會，早已淪為各縣市大編預算、消化預算的重點項目。今年要不是疫情關係，多數台灣的大咖藝人也早已成為中國政媒結構下，鞏固愛國氛圍與天朝氣象的螺絲釘與傳聲筒。而台灣本地的跨年晚會，也早已成為一軍前往「強國」大聯盟後，徒留二軍練兵，不鹹不淡、棄之可惜的雞肋。
有人或許會說「跨年晚會」是台式新年文化的節日風情。不放煙火、不請藝人唱歌跳舞、不抓一堆人出來人擠人，就是不接地氣、不傾聽民意。如此離地的批評，等於是一種「知識分子的傲慢」。
但事實上，正如國民政府「轉進」台灣後，基於「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方略，因此凡是便宜行事的破陋建築，僅只「堪用」的塑膠藍白拖，以及民主化後取代三件式西裝與胸花的各式醜惡競選背心般。跨年晚會也是這一系列中華民國統治台灣歷史下「被發明的傳統」之其中一員。
去政治化的慶典終將成為政治化的鬥爭工具
當「挑戰」、「創新」或「方便」的時代意義，在歷史浪潮的淘選下早已不復存在時；當民進黨已從當年的「台灣街頭路線」，成為中華民國廟堂之上的「祭祀牲禮」時；跨年晚會自然就成為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政府可控的「現代性有限狂歡」妝點整個「中華民國台灣體制」的「自由門面」。
而跨年晚會作為這種政府可控的「自由門面」，更作為政府控制現代社會的「政策工具」，在面對疫情緊急狀態的政府權力集中與對民間社會等更進一步宰制時，跨年晚會的「辦與不辦」自然就不是哈姆雷特式的命運使弄，而是各方政客角力權鬥、自我標榜，置社會集體防疫安全於無物的有效工具。
政治意識是藝術與慶典向上提升不可或缺的要素
台灣社會史研究者蕭阿勤曾在其著作《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闡述藝術文化與政治在台灣的關係。相較其它國家民族主義建構的過程，大多是文化藝術作品的民族意識帶動了群眾的覺醒，因此促成了政治上的民族認同與民族國家的建構運動；但在台灣史上，卻是台灣國族的政治追尋，拖動了藝術文化表演者的認知，因此走向了相關台灣民族主義藝文作品的創作。
也就是說，在最喜歡談「政治歸政治，音樂歸音樂」的當代台灣社會，政治事件卻始終扮演推動藝術文化創作表演前進的重要角色。而一天我們無法看透這點，民間社會面對類似「跨年晚會」這類慶典需求時，就只會值得因為缺乏歷史文化素養，因此快速墮落成「保守」的「創新」；亦或是始終停留在「淺顯」與「方便」，而無法審美提升的「粗製濫造」。更慘的，則是讓這類晚會舉辦與否，在疫病壟罩的陰影下，眾人僅具尋求心靈解脫或一夜狂歡的迷亂認知時，政客傾軋的鬥爭工具。
在這個全球疫病橫流的此時此刻，討論要不要進行跨年晚會，或許已是一個奢侈的象徵。但「跨年晚會」本身，作為一個周而復始「重開機」的「祭典」或「儀式」，當我們因為疫情，因此有了脫離年復一年慣性，思考跨年晚會「該不該辦」或「怎麼辦」的契機時，或許我們應該放慢腳步，更深刻的去反思跨年晚會對台灣民族乃至台灣史的發展，到底有甚麼樣的意義？
我們究竟需要的是甚麼樣的「重開機」慶典與儀式，來彰顯「我們台灣」在世界的位置，或是「我們台灣史」對世界史的意義，那才會讓這個單純關於「跨年晚會」的討論，有更具宏觀文化戰略的意義，而這遠比「徛懸山看馬相踢」的看政客互相撕咬來的更有價值。
作者為壞年冬裡最不具價值的蟑螂般七年級社會科學學徒。18歲以前為自我感覺良好的天龍國人。此後十餘載，輾轉奔波於台北、嘉義、高雄、金門與英國。去國懷鄉，希望能通過世界尋找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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