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陳偉智，原文標題：國家暴力的年代──美麗島事件四十週年，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This reality is not, it becomes.
— George Lukcas
今年是美麗島事件四十週年，1979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當日在高雄舉行的集會遊行，遭到了政府發動軍方與警察的鎮壓，隨後的國民黨政府擴大規模的逮捕、起訴、軍法審判，幾乎是要一網打盡當時參與民主運動的活躍人物，釀成了美麗島事件。在台灣內部的反對運動幾乎是全軍覆滅的同時，海外的台灣人社團與國際人權運動組織，也即刻發起了救援行動。
對美國的陳情，發揮了一定的效果。在美國的壓力下，當局採取了公開審判的形式。最後當局設定的主要人物被判處無期徒刑以及十二年的重刑，而其他參與者也是被判處了兩年到六年的刑期。此案牽連甚廣，若當時沒有及時地有來自國內外的聯絡救援與壓力，或許會形成如同戰後初期二二八之後的清鄉或是 1950 年代政治案件時的聯保。對國民黨當局而言，從戰後以來針對涉嫌叛亂動輒死刑的軍法審判史來看，或許會自以為寬大了。
國民黨當局對民主運動的暴力鎮壓，不只發生在世界人權日當時軍警的作為，被逮捕後幾乎都遭到了程度不一的非人道刑求取供，以及不久之後的林宅血案。除了肉體暴力外，幾乎同時，國家也發動對美麗島的宣傳戰，電視與平面媒體，充斥的各種今天被稱之為假新聞的醜化與扭曲的報導，同時政府動員各界人士加諸對民主運動的各種指控。
然而也因為公開審判，同時報紙每日刊登被告的法庭陳述與律師團的辯護，最後數週的法庭審判過程，反而形同了一場民主教育。不少在 1980 年代參加政治運動與各種社會運動的人，總是提及美麗島事件是造成他們改變政治看法的洗禮，在閱讀報紙刊登的陳述與辯護時受到啟蒙，甚至因此在日後積極參加政治與社會運動。
當時受到事件影響的，除了事件的參與者們，有更多是家屬以及沒有名字的群眾。
家屬們從驚恐到組織互助團體，聯絡律師辯護，尋求管道組織救援，以及在第二年全國選舉中擔任反對運動的後備軍上場接棒，辯護律師群，也成為預備軍的一群，實質地延續了美麗島政團的能量，日後更成為民進黨組黨乃至執政的實力派人物。
而沒有名字的群眾，他們或是捐款、或是參與集會、或是購買黨外刊物、或是在自己的社群中影響同儕，在一個黨外還是以宣傳與理念為主的「空戰」時代，這些通常沒有名字的支持群眾，就是當時民主運動的「基層」。這些民主運動的基層，往往也都是社會基層的勞動者，走上街頭多半出於素樸的對公義的要求，不求回報也無關個人利益，選舉時熱心捐款，街頭運動時積極參與。在美麗島政團、家屬、律師等人，波次替補上場，延續一時挫折的民主運動，而使得這個波次參與成為可能的，無法忽略這些民主運動的基層，以及透過犧牲與理念獲得的廣泛社會支持。
1970 年代的沒有黨名的黨所提出的共同政見，後來也逐步地成為台灣目前的制度。當代台灣已習於總統與國會定期改選、透過組織公民團體，發起社會運動、爭取各種基本權利等。回首看四十年前的政治主張，宛若隔世。
四十年之後，回顧美麗島事件，曾經經歷事件的人們，運動者、家屬、或者在另一方的黨國人物、鎮壓機器的軍警，乃至當時事件的閱聽人，現在如果還活著的話，也已經是資深國民了。雖然當事人不一定在當下就已經了解全貌。強調事件的事件性（先鎮後暴、逮補、刑求、法庭等）之餘，也需要回顧歷史（台灣民主運動史、叛亂與黨國亂判史），以及結構因素（世界局勢、中美關係、社會經濟變遷等）。
1999 年二十週年之際，美麗島事件的參與者留下了詳細的口述歷史，整體觀之，回憶錄有如留下時代刻痕的集體傳記，雖然部分稍有後見之明的回朔。
已開放的官方檔案讓我們更清楚國家的鎮壓機器之意圖，以及如何佈置網羅、實施暴力鎮壓，但仍不能不注意檔案中當時國家鎮壓機器預設的深文框架與慣性的周納手法。
後世的我們，四十年後的現在，我們與美麗島的距離，不在日漸遠去的時間，而在於曾經造就了當代台灣社會的美麗島，其時代精神是否仍以新的形式存在。歷史或許是事後之見的理性，時代精神也不會只賦形於特定行動者。
即便或許仍是無名的群眾，今日的我們都是歷史的行動者，在當代的行動中，實踐屬於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
1980 年代以來的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四十年來一波又一波的持續的台灣社會的政治化，美麗島事件也不可避免地，與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被動員與強化的各種社會與政治分歧的一樣，成為台灣近現代史中的一個不斷產生新的意義的事件。發生在世界人權日的美麗島事件，如何成為我們具有新的意義的資源，或許其關鍵字就在歷史的「世界」、地理的「台灣」、普世價值「人權」，其優先順序在我們所生活的當下的當代事件中如何選擇。
我們無法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今日也不可能重複作為事件的美麗島的歷史，雖然歷史無法重複，但是日常生活中每一次行動的價值優先順序的確認，每一次的價值確認的重複卻可以成為新的歷史。
圖片來源：蔡英文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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