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連儂牆在台灣校園

本文作者為張仁瑋，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今年九月開學後，台灣有至少三十間中學或大學響應香港的抗爭，在校內以設立連儂牆的方式聲援。然而在一個月內，陸續有義守、東吳、文化、世新、中山、清華等六所大學的連儂牆遭到破壞而登報，引發相當的關注。

連儂牆遭破壞後，學生們迅速進行修復並擴建。然而，相較於香港當地無大台式的連儂牆，在台灣的學生自治組織與校方行政單位的反應，則對後續的效應佔了很大的影響。

在香港，連儂牆是抗爭者將運動日常生活化的行動策略。

尤其是在線上宣傳易流於同溫層內部循環的時代，以渺小卻大量的便利貼將平靜的街景轉化為抗爭空間的一部分，令疲憊的抗爭者認識到同伴的真實感，更能有效打穿網路傳播的極限。

這樣佔據線下空間的行動遠不同於關掉視窗即可無視的網路文宣，會導致親政府人士備感冒犯的程度遽增，甚至採取破壞連儂牆、干預言論自由的行為。這樣的破壞行動恰好證成了策略的功效，鼓舞了抗爭者復原、擴大連儂牆的動力，也彰顯繼續抗爭的正當性。

而連儂牆行動來到台灣，也發揮了突破運動疆界的功能，將強烈受到中國因素影響的台灣社會與香港的抗爭連上線。促使平時只到香港旅遊的台灣人，進一步認識香港政治的一面，認識中共不斷提倡的一國兩制實際上長怎樣。也能即時回應運動的最新發展，更強烈地連結港台的意識。

然而，在香港以流水式擴散的連儂牆到台灣後，轉變成仰賴大台（學生自治組織）向主管單位（學校行政單位）申請空間的使用許可，使得該行動的走向受到這些大台之間的互動來主導。同樣是連儂牆的設置與破壞，但抗爭空間的發展在台灣各校大有差異，尚有值得深究之處。

義守大學的學生會與校方對此非常消極，於是學生要「為各種不同因素/風險，我們會在當天宣布張貼連儂牆時間與地點」以徵集快閃行動的參與者，其成果還會被校方迅速清除，無法持續累積。

文化大學的情況只好一些，在衝突過後，學生會有積極申請牆面，但仍被校方突襲清除。世新大學則是學生會與議會在爭取後，被校方要求遷移到「可接受」的位置。東吳大學的學生會從暑期有港生被捕以及連儂牆被破壞之後，持續有力地公開發聲，校方卻消極地阻止他們自行舉辦記者會。這三間學校的自治組織雖然試著努力過，然而在校方壟斷行政權的情況下，得舉步維艱地爭取最基礎的言論自由。

清大與中山的情況就好上許多，學生申請設立的連儂牆不會被校方驅趕或拆除。但在遭到破壞後，除了尋求法律途徑解決之外，中山的學生會與校方積極合作，規劃了連儂隧道，一時間成為作畫、打卡拍照的熱點。

至此，可分離出三個因素來討論連儂牆行動在台灣校園的狀況：

第一個因素取決於該校的學生自治組織。如果自治組織不願主動介入、或協助向學校提出申請，就會如同義守的港生，只能在個人空間或校內游擊這兩種策略之間選擇。由於在台港生的人數很少，採取前者有暴露身份的風險、後者則無法以量取勝持續佔領空間。

第二個因素則端看學校行政單位。如果校方偏好息事寧人，即使有活躍的自治組織願意肩負重任，仍會持續受到各種行政手段的干預。但有校方支持設立的情況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按照申請流程所授權的固定範圍，在行政權由校方一把抓的大學體制中，形同上級賜予下級的一種恩惠。原先解放空間、突破同溫層的效果大減。

第三個因素是整體學生對校園空間的認識。學生是將佈告欄、圍牆、隧道視為校方的資產，把自己當成付錢購買學位的過客？還是意識到自己其實在校外有投票權、在校內也有繳學費，能作為空間的使用者、教育體制的支撐者，去決定日常生活的空間該如何打造？

連儂牆在台灣激起兩個面向的影響，其一是如同香港當地的模式，佔領空間的策略會激起親中群眾的不滿，進而使我們看見中共如何不斷製造「危機」，令來到台灣的學生或旅客總是覺得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咦，我怎麼說又？）。而這些陸生、陸客的血肉，就是新中國民族主義在海外建立新長城的活祭品。

其二，在普遍保守的台灣教育體制中，校園絕非學習民主實踐的場所。即使民主是課堂上出現的概念，校園生活的一切細節卻都交由行政單位決定。「去政治」、「行政中立」成了校園隔絕整體社會的界線。當連儂牆延伸到台灣，我們要面對的不只是陸生陸客這些「境外勢力」對言論自由的打壓，更嚴峻的是，在《返校》都已經改編成電影上映之後，我們在校園發表言論時還要面對多少自我審查、還要多久才能真正解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