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林倢，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近日，由於香港抗爭行動日益升溫，關於是否應設立正式庇護機制與《難民法》成為熱烈的話題。蔡政府多次聲援香港，並承諾將以「個案處理」支持。人權團體強調正式設立庇護機制，才能落實援助意義。反對者則強調開放庇護與難民資格，將可能衝擊國家安全與政治利益。
《難民法》議題似乎挑動廣義台派非保守陣營的敏感神經，《聯合報》更以「難民法是偽善與否的試煉」發表社論。在 2020 大選前「芒果乾」瀰漫的時節，這個議題似乎考驗著人們在國家利益與民主人權價值中的選擇。
蔡政府日前更發布了「Taiwan Can Help」，以動人影片秀出台灣人道援助的經驗，呼籲聯合國應接納台灣的平等參與。但是仍有部分人認為，在國際政治現實之下，人道援助與人權外交只是徒然花錢，更可能「霸佔」其他維護國家安全與主權的資源。究竟在中國以銳實力對台灣的政治外交百般阻撓之下，人道援助、以人權民主為價值出發的「軟實力外交」是否真的能帶領台灣突破國際困境？
筆者認為，以人權、民主為主軸的軟實力外交不只該被視為「購買國際社會會員資格」或維持國家顏面的手段。
就台灣的國際關係發展來說，人權、民主援助並不是與國際政治利益相斥的抉擇，而是應被視為助長台灣國際發展的策略。
西方民主、人權援助系統與人權外交的歷史
在冷戰時期，美國投注大量資源於非軍事的「民主援助」，成立了許多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像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的聯邦政府援助機構。除經濟手段之外，也藉由向他國提供民主、人權、良好治理、發展等不同面向的資源與技術援助，介入受援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也奠基國家影響力。
卡特總統更在任內正式推行「人權外交」的政策，隨著世界國家第三波民主化浪襲而來，美國以此外交政策方向在各地成功部署了自己的國際網絡、建立國際地位。諷刺的是，卡特正是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關鍵轉捩點，臺灣自此漸漸地被擠出國際社會，「自力更生」地走上屬於自己的民主化之路。
美國國會在不衝擊自己政治利益的狀況下，仍持續地支持台灣民主化，但台灣民主發展日臻成熟、經濟也累積了一定實力，已不再屬於「需要被援助」的國家之列。因此，台灣在近代歷史上，鮮少參與這類由美國與歐盟國家領銜的人道援助雙邊合作系統。相較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甚至中國、香港，台灣因被排除在此系統之外，不論是政府或是民間社會，都因政治因素失去了不少國際交流與參與的機會和資源。
然而，中國近年開始在全球以軟硬實力崛起：對外提供經濟與發展援助、輸出威權政府宣傳；對內趁經濟崛起建立國民自尊與民族主義，以自己的專制模式邁向世界霸權之路。西方國家開始正視中國在多邊機構與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台灣可說是首當其衝，卻仍成功發展民主，於是也重新開始受到世界的重視。
最明顯的例子，或許是台灣因婚姻平權受到世界矚目。政府的支持傳為佳話之外，民間同婚團體也努力奔走國際、成為亞洲地區推動婚姻平權的典範。近期中國假資訊戰與 propoganda 成為全球關切的話題，首當其衝的台灣也成為西方國家研究、合作的對象。
台灣民間的公民科技組織中不但揚名國際相關社群，專家沈伯洋更指出，美國國務院今年撥出一千萬美金給台灣的公民團體，提供資源與台灣團體合作執行研究項目，希望揭示中國以資訊戰滲透台灣的手段，以供其他國家作為參考。
這樣由非政府組織領銜的國際交流，並不只是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建立台灣的國際地位。在政治外交窒礙難行之時，以民主、人權議題進入其他國家的國際關係議程，透過人權外交發展雙邊合作，也是進入國際社會的另一條道路。
西方國家面對中國人權議題的困境
不論中美關係如何發展，美國兩黨仍普遍持續關切中國的人權議題。美國現今已成案的東（南）亞政策，如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與亞洲再保證法案（Asia Reasurance Initiative Act），都有明確要求美國政府應支持亞洲國家發展人權、民主、勞動權益與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模式的相關條文。
觀察兩黨的領導人，近日民主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對香港頻繁支持，川普政府以龐培歐、潘思為首的高級領導官員，更大力捍衛宗教自由。除設立相關部會、舉辦年度部長級國際峰會（台灣也曾受邀），也大力撻伐中共對於維吾爾族的迫害與惡行。由此可見，美國的人權民主外交仍是其對外策略及重要的一環。
但是，美國對外的「民主輸出」模式，近年內在亞洲因中國的崛起受到了挑戰。
於內，由於九零年代起的越戰、伊拉克戰爭等戰事與恐攻，使得美國國民對於政府的「國際干涉」日漸失去信任。國內大幅上升的社福、民生、經濟問題，更使得選民對於國際政策減少了關心。
儘管美國在全球推動民主化的歷史應值得驕傲，近日，美國智庫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對美國國民進行了一項有關國際政策的調查中，卻發現：「當我們問人們『維持自由的世界秩序』對他們來說有什麼意義，除了一位參與者之外，焦點小組中的所有人都在答案中留白。」以川普為首的美國政府喚起國內的「美國優先」主義，除了在今年退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之外，更在近日試圖下砍美國國會已批准給國際援助的資金。
此外，中國經濟、軍事、科技實力步步逼近，更與西方國家展開了文化與價值的競爭。在西方國家仍期待中國經濟發展能帶來民主化之際，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擴大政府宣傳實力，醜化美國與西方國家的「民主干涉」。例如，不斷宣傳美國民主機構（如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nment for Democracy）為「CIA 隨附組織」，將美國的人道與人權援助定位為政治干涉而非人道援助。
以往，西方國家除對中國運動者進行個案救援（例如美國政府為民運人士陳光誠律師提供庇護）之外，也以上述援助系統穩定地支持中國公民團體推動的倡議改革。
然而，中國政府自 2017 以境外 NGO 法及其他限制性法案，緊縮公民社會運作的空間，有效地阻擋西方國家人道援助系統對中國公民團體與人權問題的支持。與國際社會合作的人權運動者，近年動輒被以「顛覆國家政權」與「境外洩露秘密」起訴。隨著科技發展，中國更有效地掌控公民社會的動態，也藉假資訊散播香港抗議由美國煽動而起，有效阻擋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於「中國內政問題」的介入。
簡而言之，中共以自己的人民做為人質，嚇阻西方國家對於中國人權問題出手，同時在全球與多邊組織（如聯合國）試圖制度化自己的規則、自己版本的「良好治理模式」與人權價值定義。
西方國家對於處理中國人權問題的傳統策略逐漸失效。這場橫跨太平洋的「民主 VS. 威權」文化價值之戰，無非是全球治理模式發展的關鍵時刻。
台灣應將自己定位為抵抗中國威權模式的領導者與援助者
以往，在香港仍相對自由、開放的時期，因語言、地利、文化之便，西方國家政府常常與香港民間團體合作，以透過援助計畫支持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在香港的民主惡化之際，台灣幾乎成為西方眼中「華人世界」中的最後自由堡壘。
若我們認同自己是「東亞的民主燈塔」，當然應當在此時挺身而出，加入價值相似的盟友之列，守護世界的自由與民主。但若政府機關缺乏完備的後備制度與機構支撐、缺乏對於中共壓迫人權手段的認識。
若社會氛圍對於以國家資源支持他國人權議題仍相對不友善，台灣恐難在此關鍵時刻祭出實際作為。
但是，我們真的該在自身的民主自由看似難保之際，主動介入這些議題嗎？究竟關切中國或他國的民主和人權問題，符不符合台灣的國際政治利益？
在廣泛的台／獨派之間，這恐怕已是辯論已久的議題。不少人認為就算中國成了民主國家，中國也不一定會放任台灣獨立、維持民主自由。因此台灣應該將資源集中於符合國家主權利益的政策與方向。然而，筆者認為應該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人權／民主為主軸的軟性外交，「支持中國的民主人權」也不是與政治利益二元對立的議題。
若世界民主國家仍將中國人權與民主化視為國際策略的重要議程之一，台灣更應該將自己定位為捍衛東亞民主、人權價值的堡壘與樞紐。
擬定策略、主動向國際提供經驗與援手，而非被動地自己視為需要被救援的對象。我們也該停止以「當好人」的角度來看待人權、人道外交，而是將其視為發展更穩固的的國際參與和國際雙邊、多邊合作的契機；確保當政治外交遇上困境時，台灣仍能維持與國際社會的務實關係和信任。
因此，筆者認為，庇護機制、《難民法》、援助制度與策略不該只為香港的抗爭者而設立。台灣社會與政府應該正視民主、人權援助對於台灣國際利益的重要性，並在制度、資源、公眾教育、政府與公民團體的合作上積極推動改革。
畢竟，燈塔存在的意義並不來自於建築本身的華麗屋宇，而是自於其為他人照亮黑暗、指引方向的價值。
若我們以進步、自由的社會和「民主燈塔」自居自傲，除了維護自身的發展之外，或許是時候開始思考「How can Taiwan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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