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賴怡忠，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在 G20 川普與習近平達成貿易戰暫時不升級的共識後沒幾天，一封有近百位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聯名的公開信主張中國不是敵人，呼籲美國川普政府應改變對中政策。由於連署者多為美國中國研究界望重士林的學者專家，遍布智庫、學界，並有多位前官員在內，引發外界注目。
這封信在某種程度可說是這兩年被打壓的美國對中政策建制派所展開的絕地大反攻，但從信件主張的內容以及連署狀況來看，這封信大概無法引發什麼了不起的辯論，更重要的是，這封信的立論與連署情形，折射出美國不同世代中國通的觀點差異。
交往派攻擊圍堵論的（三十年不變）主張
這封信認為中國近年來雖有令人憂慮的作為，但美國在包括經濟在內各領域的強硬抗中作法是錯誤策略，不僅美中經濟無法因此脫鉤，且華府還會嚴重自傷，同時也主張美國的作為只是弱化在內部可以做美國盟友的中國改革派力量。
這封信也認為中國無意取代美國的國際領導權，認為北京雖然有意弱化國際的民主建制，但卻無意顛覆既有的國際經濟安排，因為北京也是受惠於這個經濟體制。因此美國不僅看錯了中國的意圖，也用錯了方法。最後這封信主張美國的對中政策應與盟邦合作，務實看待美國本身的能力，並重新解讀中國的利益、意圖與能力建構一個可行的競爭策略。既有的對中圍堵政策只有反效果。
因此這封信一方面有著不少 90 年代當時交往派攻擊圍堵論的立論主張，也暗含當時奈伊的名言「將對方視為敵人，對方就會變成敵人」的邏輯，暗示川普政府現在的作為是把中國創造成敵人。當然這封信還沒到直接聲稱「中國今天之所以會這麼做完全是川普政府挑起」的程度。
把美中競爭只視為強權競逐的現實主義邏輯
對中政策在做法上往往是利益權衡與情勢判斷的選擇，例如認為對中強硬會弱化美國在中國內部的改革派盟友，但為何不把類似批判同樣用在對北韓、伊朗與俄羅斯身上呢？更何況當年推動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理由，正是認為讓中國進入世貿組織的過程會「迫使」中國進行改革，並去除保守反動力量。當時可沒說進入世貿組織的壓力過程會弱化美國在中國內部的經濟改革派盟友，反而主張這個壓力會強化這些經改盟友的立論，克服民族主義者的反彈。
但這封信最大的問題是把美中的競爭關係就只視為是兩個強權的地緣競逐，完全沒看到，或是不認為存在有意識形態的差異成分，以及在這個意識形態差異下所衍生的國際秩序之根本分歧。
這封信承認中國有意弱化國際民主體制，但卻又認為可以把與這個民主體制息息相關的國際經濟建制切開，這封信似乎主張現在的國際經濟建制可以在對民主充滿敵意的狀況下正常運行。正因為對意識形態與政治價值的無感，這封信提到中國的問題作為，沒看到人權議題，鬧了一個多月的香港危機也隻字不提等現象，也就不會覺得奇怪了。
民主黨會不會買單這封信的立場
當然這些連署者對上述批評不一定同意，甚至連署者本人也不一定對這封信的每一論點都會欣然接受。如果從連署者的屬性來看，似乎這封信的動員脈絡主要是透過華府外的中國研究社群與部分國關學界、親民主黨的智庫如布魯金斯研究所，以及屬於國務院建制派的前外交官社群，例如全國美中關係委員會，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等單位者為多。
由於現在民主黨正在初選辯論，有趣的是，在目前來說，不管是對中關係或是美國外交政策，都還沒在民主黨初選過程變成話題。就有民主黨選舉策士以及專欄評論家們，警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不要放棄這個戰場給共和黨。因此這封信能否產生政治效應，就要看民主黨初選過程會不會關注美中關係議題，以及在關注美中關係時，會在多大程度上吸收這封信的觀點與主張。
有人提到這封信除了要看有哪些人上面外，更要關注那些人不在其上。例如有人會指出葛來儀（Bonnie Glazer）、坎貝爾（Kurt Campbell）、何漢理（Harry Hardings）、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on）、謝淑麗（Susan Shirk）、沈大偉（David Shambaugh）、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名字不在連署名單上。但由於這封信似乎還在持續連署，因此不能排除未來這些人還是可能列入。
但問題不是這些人是否名列其中，而是在第一波浩蕩蕩的百人名單出爐後，這些人不在其上。這不僅暗示了外界對其內容論點的可能態度外，也透顯了其動員網絡的狀況。
特別是民主黨議員的資深國安助理沒有半個人為其背書，包括現在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的前副總統拜登之國安顧問 Ely Ratner 等沒在第一波連署簽名時，感覺這封信連要想在民主黨內產生討論，可能空間都會很有限，更甭提會引發共和黨的參與了。
連署者四十歲以下只有一人？
另一件有趣的事，當名單出爐後，華府一位親共和黨的 NGO 負責人說，名單中四十歲以下者似乎就只有一個人。不管是真的是只有一個人或是好幾人，這個名單缺乏年輕世代的參與是很顯眼的，特別連署者不少是智庫或是學術研究單位的負責人，其下一定有為數不少的青年研究者，照理講在進行連署動員時，這些人都應該會接觸到。因此當青年世代連署量是這樣的稀少，自然引發注目。
當然有可能是這份連署是要有夠份量的大學者列名，而不光是衝人頭數，所以新進世代可能不是動員對象。這固然言之成理，但如從過去十年華府智庫圈中國通的年輕世代對中國分析書寫來看，我個人懷疑有多少人會認同該信主張。
一般來說，美國新世代的中國通，泛指 90 年代以後出現的中國研究社群，多有對中文的視讀說能力，其中更有為數不少曾在中國民間教過英文，或在經濟成長時有在中國經商的經驗。
對共產黨官僚是從下往上看，與老一輩作美中關係者被北京高官視為座上賓，以老朋友相稱，從菁英階層往下看共產黨統治的經驗十分不同。而且這些新世代的中國研究正好是中國快速成長到成為世界超強，中國崛起改變世界還可能超越美國論調甚囂塵上的時候，與其前輩面對的中國還是剛從一窮二白，正擺脫文革遺緒，想讓自己融入世界體系的態度也非常不一樣。
從下往上看，新世代看到的是更多共黨統治的社會底層問題，與有經濟發展但政治更壓制的社會氣氛，以及中國官僚開始展現自信有底氣，美國不再是個學習對象，甚至反美更成為工作的這種政治社會氛圍。政治的低壓常態使這些人感受到的，不是中國因經濟發展後變得更自由，而是經濟發展後政治壓制的手法隨著國家能力的增強而變得更嚴厲，復因經濟發展，使北京壓制政治自由的主張變得更理所當然。
而共黨官僚的自信態度也讓這些人不再認為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會接受普世價值，他們也開始認真看待中國對美國所形成的威脅。現任國安會亞洲主任博明當年在擔任記者的駐中實際經驗，相信對其現在的對中政策有很大影響。而這些經驗往往不是被廣結中南海高官「老朋友」的前輩們可以充分感受的。
由於川普政府對中政策採強硬路線是有兩黨一致的支持，包括國安外交部門的中層官僚們更是推動主力。這封信主張要多與盟友合作等部分不會有爭議，但其對中國意圖及行為的判讀就不一定會被大幅接受，特別是其低估北京對民主體制與對自由經濟制度的威脅，輕描淡寫北京改寫國際秩序的作為等，美國中國通新世代就不太可能以國家戰略利益為由而對此輕輕放過。
如果這封信在華府造成的效果真的是船過水無痕，連在民主黨內都引不起一絲討論漣漪的話，不僅顯示傳統建制派的主張還未與時俱進，也顯示了華府現在的政治氣氛。而台灣媒體對此事的關注程度與方向，也是在某種程度折射出我們對美國政策圈的掌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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