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吳晟,原文標題:給他回不去的故鄉,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1945 年,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國民政府跨海來台接收日本統治權;1947 年爆發台灣歷史上最悲慘的二二八事件,大肆逮捕、刑殺;1949 年國共二黨內戰結束,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大潰敗,失去政權,撤退台灣,終戰「中華民國在中國」,建立「中華民國在台灣」,假反共復國之名,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5 月 19 日頒佈「戒嚴令」。
戒嚴,全面箝制人民言論、集會、出版、出國旅遊等等自由,封鎖「大陸匪區」所有訊息,組織嚴密而神秘的「八大情治系統」(八大東西南北廠?),蜘蛛網般密布各機關、學校、民間團體……,監控言行,箝制思想,禁錮人心……,白色恐怖的幽靈,四處潛伏,無所不在,並延伸到海外。
1980 年秋季我去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客四個月,和台灣的留學生有不少接觸,那一年是剛發生美麗島事件不久後,理應會「熱烈」討論,事實不然,多數年輕學子談話很謹慎,多所閃避,欲言又止。我表示納悶:身在外國,有什麼好懼怕?有幾位坦誠相告,苦笑嘆息:親人都在家鄉,不願被列入「黑名單」。
未出國前,我已知道有所謂的黑名單,這時才真切感受到其威力。我彷彿見到無數隻巨大的黑手,自家鄉跟蹤而來,緊緊相隨,伸出多麼龐大而令人畏懼的陰影,矇住思想的眼睛,不准他們發出聲音。
何謂「黑名單」?從何而來?
國民政府八大情治系統嚴密組織擴張到海外,尤其是各大學名校,暗藏「抓耙子」(職業學生),監視校園,祕密蒐集以台灣為名的社團成員。凡表達對國民政府批評、不滿,參與示威遊行抗議活動等等「異議份子」的資料,都會被舉報給所屬秘密「上級」,和外交部駐外使館「連線」,一旦有「案底」,名列「黑名單」,即被斷絕歸鄉路,拿不到回國簽證,踏不上自己的國土,回不了魂牽夢縈的家園台灣,即使父母去世,也不得奔喪;從此被迫只能「海漂」。
不管他名叫什麼
我就是要給他一個回不去的故鄉
讓他去喊破喉嚨唱破黃昏的故鄉
用鄉愁把他憂憤的靈魂
埋葬在異國流浪─〈節錄王麗華詩句〉
直到 1987 年 7 月 15 日,宣布解除實施了三十八年、舉世最最久的「戒嚴令」,然而黨國封建思想,彷如基因般盤據一代一代台灣子弟的腦袋;獨裁威權體制盤根錯節牢牢釘根台灣社會,豈是一紙解嚴令即可「刨除」?
粗暴的事件不勝枚舉。1989 年 4 月 7 日,解嚴後二年,鄭南榕為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被通緝,圍捕的警力,明知鄭南榕已在雜誌社內自囚多日,甚至放汽油桶,誓言拒捕,當時任刑事組長的侯友宜仍罔顧人命,下令強勢攻堅,引發自焚悲劇——在解嚴後的當時,侯友宜有其他選擇,但他卻下令致人於死。他的下令來自於黨國的撐腰,更來自於對權勢的依附,對獨裁的諂媚、巴結與討好。
一聲令下,毀人性命,同時恫嚇台灣人民,最好乖乖噤聲閉嘴。在侯友宜執行黨國箝制人民言論自由的過程中,他欺壓的可不只鄭南榕,還有許許多多「黑名單」的有志之士以及受牽連者。
海外「黑名單」人士從 1950 年代到 1992 年最後一批解禁,四十餘年的留學風潮下,一批又一批出國進修的大學畢業生,多數是「最會讀書」的知識青年,其中不乏心繫家鄉,學成之後想要回國奉獻所學的專家學者,只因台灣意識較鮮明,對國民黨政府有「異見」,便被斷絕歸鄉路。
不知是否有誰研究、統計過,歷年來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士,總計多少位?我猜,至少數以千計吧?他們坎坷、辛酸、苦楚的生命故事,想來述說不盡……。在陳婉真女士《啊,黑名單》一書中,後記有一段結語:「和『萬年國會』一般,『黑名單』是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獨有的殘酷手段。連封建時代的皇帝要將官吏流放,也必須先下詔書或命令,而且也有歸期,只有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不必經過任何法令程序,可以任意禁止國家主人返鄉,而且刑期無期。」
反而是當時所謂的「愛盟」成員,中國國民黨的權貴子弟,一個一個返台,年紀輕輕就「位居要津」,一路扶搖直上。
我太太的二兄、二嫂、二姊、二姊夫,也是 1991 年才解禁的最後一批海外黑名單人士。
二兄莊秋雄 1988 年冒名闖關回台,但出境時被挾持強制驅離。
1992 年 10 月,二兄才第一次正式返台,回到故鄉。我們都很高興可以歡聚,約定南下來我們家那天,妻欣奮地準備豐盛的晚餐,等待二兄來臨,直到電視晚間新聞時間,看到了台中司法大廈門前,發生警民衝突的報導,大兄莊秋峰及多名民眾遭逮捕、拘禁的消息,我和妻大為驚惶,略做聯絡,趕緊驅車前往台中。
當我們抵達台中司法大廈,已是深夜十二時,只見數排警察嚴陣擋在法院門前,大門附近聚集零星群眾尚未離去,或議論紛紛、或諷刺幾句,我沒有心思去注意,設法從側門進去大廈前面廣場,尋找到二兄,獲悉大兄確實已被移送台中看守所,只好勸又疲憊又茫然失措的二兄,回家休息再做打算。
原來大兄專程北上接載返台的二兄,擔任司機,約定來我們家那天,二兄同時接受廖宜恩教授的邀請,順道先去台中參加「台灣評論雜誌社」舉辦的創刊說明會,恰巧在街上和陳婉真女士不期而遇,陳婉真正在台中司法大廈進行抗爭,邀大兄、二兄一道前往。
二位兄長根本不了解情況,只是在旁觀看,警民衝突一發生,大兄護弟心切,眼看文弱的弟弟將遭到警棍擊打,自然反應擋在二兄之前加以維護,並大呼不可以打人,推撞混亂中,大兄竟而遭逮捕,並被輕率判處收押拘禁。
隔天中午我們抵達台中看守所探望大兄,看到大兄舉步艱難,手撐桌面才能站立,已感心酸,詢問大兄有否挨打,大兄才向我們掀開衣服,只見整個背部處處瘀傷,在場親人啜泣不止,我也忍抑不止淚流滿面。據大兄敘述,四名年輕警察架住他的雙臂雙腿,面朝下拖行進去,一面拖一面揮警棍毆擊大兄背部、臀部。
大兄身為長子,年少喪父,家道中落,長榮中學高中部畢業未能升大學,便去做臨時工,分擔養育弟妹責任,而後進入台南糧食局工作。認識大兄的親友、鄰居、同事,無不衷心稱讚大兄勤勉守法、善良忠厚而耿直。這一年大兄剛屆齡退休,已經六十多歲。退休前幾年,他的獨子即將赴德國深造音樂,不幸於下課途中在仰德大道被酒醉駕駛的德籍司機撞落而死,撞碎了大兄一生最大的希望寄託,原本甚為硬朗的身體,併發了高血壓、糖尿病,明顯的衰老許多,又無端遭此磨難,病勢更加重。
實在說,若非大兄健康狀況頻頻出現危急,面對欲加之罪的迫害,包括大兄本人,我們根本無畏無懼,但看守所醫護人員證實,大兄血壓一再飆高,甚為虛弱,恐危及生命,我們很擔心,多方奔走足足一個多月才獲釋。
大兄被拘禁期間,社會上有很多關心。特別感謝懷抱正義的律師陳武璋挺身而出義務辯護;新聞界年輕朋友曾明財,非常熱心,多次交涉、陪伴我們去探親,在媒體仗義聲援;有良知有膽識的檢察官蔡瑞淵更設法協助……。
至今,事隔二十多年,我還是常回想起,大兄在獄中舉步艱難,背部及手腳處處瘀傷的畫面,仍然悲傷。我一直疑惑,事發當時,是誰,依據甚麼法令,下令逮捕?被逮捕的民眾是什麼重犯,誰裁定收押嚴辦?最痛心的是一群二、三十歲左右的年輕警察,竟然忍心向一位父執輩、阿公年歲,又沒有攻擊行為的退休老人任意毆打,這是怎樣的教育環境扭曲了他們的人性呢?
奉命執行公務,逮捕民眾,有誰下令或暗示,默許殘暴毆打嗎?當時拖行大兄、毆打大兄的員警,後來可曾反省?可曾有絲毫的愧疚?
而當時是個下令者的侯友宜,分明不需要攻堅,卻硬是破門而入,致使鄭南榕為主張言論自由而死,他可曾有過一絲絲的歉意?
沒有,顯然沒有。
他下令逮捕,下令收押,下令強灌催淚瓦斯,下令噴胡椒水,下令:打——打得台灣社會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傷痕累累,但是,作為獨裁政權暴行的執行者,他卻因違反人權而升官獲利,甚至來到今日竟然可以代表,當年號稱反共的黨國、現在傾中的中國國民黨,參與民主的選舉——這難道不是極大的諷刺嗎?現今台灣民主選舉的制度,可以當年被侯友宜逮捕毆打的有志之士們,冒死爭取而來的……。
但侯友宜如今享受他曾仗勢阻擋的民主成果時,可曾有過任何檢討?沒有,他甚至歪曲歷史,只為替自己開脫。他所代表的不只是他一個人而已,更是台灣社會的一次重要的選擇:是要讓威權遺緒化個妝,動用金錢,包裝出更為取巧的說詞,就可以重返回來掌權?抑或拒絕威權時代延續至今的不正義,讓台灣社會朝向轉型正義的方向前進,我謹節錄詩作<經常有人向我宣揚>的片段獻上:
經常有人向我宣揚寬恕
我本該沒有任何質疑
然而惡行何嘗收斂
只是變換不同面貌出現
那不斷編導人世災難的強權
也有權力宣揚寬恕嗎
那從不挺身對抗不義
從不挺身阻擋不幸
反而和沾滿血腥的雙手緊緊相握
也有權力宣揚寬恕嗎
不,歷史不能遺忘,記取歷史才能夠替未來做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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