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傅榆,原文標題:《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創作初衷,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部紀錄片,我總共製作了七年。然而,它似乎還是一部容易引發爭議和誤會的紀錄片。這或許有很多原因,我希望透過這篇文章,能讓多一點人理解我的初衷,進而願意給這部片多一點機會。
這是一部關於「社會運動」的片子,尤其很大一部份關於「太陽花運動」。
我想說的是,我接觸社會運動的時間點非常晚,在剛開始拍這部片的時候,我還是一個想要嘗試透過紀錄片,去探索「社會運動」是否有其必要性的人。那個時候,我找了不同政治傾向的年輕人,政治光譜含括藍、綠、統、獨、左、右,甚至來自台灣、中國和香港,他們每個人都很不一樣,包括我。
我們唯一相似的地方只有兩個,那就是無論是認同什麼樣的價值觀,我們都還是願意和不同傾向的人溝通,更重要的是,我們都一樣很希望自己的國家有可能透過改革而變得更好。
只是,有的人認為這種改革應該從體制內做就夠了,而有些人認為不夠,必須加上體制外的社會運動才有可能造成真正的改變。
針對體制內外的改革,我和他們進行過不只一次的討論,但討論越久,我發現我對這個問題其實越來越沒有興趣。因為在我心中,這始終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意願去理解和自己不同群體的問題。當我同時去理解這兩種群體,我開始越來越不會想去否定他們所嘗試付出的任何努力,尤其是當時比較不被理解的體制外抗爭。
2012 年底開始,有越來越多人像我一樣,因為「反媒體壟斷」的議題,開始對社會運動越來越好奇,當時,願意去理解社會運動的年輕人變多了,在各個大專院校裡面,出現了越來越多關注社會議題的社團。在年輕人裡面,站在體制內改革的立場,且完全不認同體制外抗爭的人,比例越來越小。至少在我接觸的這群年輕人裡面是這樣的。這讓當時的我覺得似乎找到了一個努力的方向,認為社會運動,有可能改變我們不滿的社會,我也開始對台灣政治的未來產生期待和希望。
這部片的主角有三位,一位是在太陽花運動之後廣為人知的運動領袖—陳為廷,另一位是第一屆來台就讀學位的中國學生—蔡博藝,因為她出了一本書描述自己對台灣的看法,而變成了一位暢銷作家。還有一個角色其實是我自己,從一個對社會運動充滿期待的紀錄片作者的眼光,看著這兩位主角在這兩岸政治局勢充滿動盪的時代之下,起起伏伏的青春時光。他們一個是台灣人,一個來自中國,只是兩個人都正好在那段時間,參與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
跟拍他們,我得以理解當時台灣正火紅的兩種運動:一種是蔡博藝參與較多,比較有明顯受害者的土地運動,而另一種是陳為廷參與較多,比較針對「中國因素」的反媒體壟斷運動,還有後來的太陽花運動。拍這部片,我經常不被理解的是,為什麼想要探索台灣的社會運動,需要從一個中國學生的視角出發?因為這樣的角度,我有時會被認為可能是一個「大中華主義者」,或是個「統派」,儘管我不是。
會想不僅只從台灣的觀點,而加上中國學生的觀點看社會運動,原因其實很簡單,那是源自於很單純的好奇。當台灣社會運動開始風起雲湧的時候,也正是這些中國學生剛要開始熟悉台灣社會的時候。我好奇的是,明明有些運動針對「中國因素」,為什麼在運動現場,還是有中國學生願意參與?而這個中國學生就是蔡博藝。
我之前接觸過的中國學生,幾乎是不願意碰台灣政治的,那是他們的潛規則。而蔡博藝卻打破了我既有的想像。在那之後,我對她越來越好奇,我想為我的這種好奇心,找到一個理由,找到一個「身為台灣人,卻還想去關心中國人處境」的理由。那時我讀了一本書,叫做《第三種中國想像》,在這裡面,我感覺自己似乎找到了同伴。
原來,不只我一個人這樣看台灣與中國之間—我們都不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都希望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但是,我們有沒有可能不那麼仇視中國人?無論是我,或這本書的初衷,都源自當時中國、香港與台灣之間逐漸形成一種趨勢:享有共同利益的政商集團越趨加強彼此之間的聯繫,形成了一股跨海峽的、有可能箝制台港民主自由的勢力。而一種最美好的想像是,如果我們想要抵抗這樣的力量,是否有可能在尊重彼此獨立的前提之下,同樣加強中、港、台之間,人民力量的連結?
儘管當時這樣的初衷,在這七年的過程之中,不僅在台灣社會,或是我自己的內心,都面臨了重大的挑戰。而這些都會在片子裡一一呈現,供觀眾檢視與討論。但自始至終,即使到了今天我依然相信,長遠來看,這還是一個可以努力的目標。即便這個目標,在這個當下看來已經像是癡人說夢。尤其是在 318 太陽花運動過後的四年之間,台灣社會內外皆經歷了許多令人沮喪的變動,使得某種難以言說的無力感在許多人心中發酵。
對外,中國言論尺度日益緊縮,香港在雨傘運動之後多人入獄或被褫奪選舉權利,甚至連身為台灣人的李明哲,都因為懷有互相串連的理念,而被中國政府逮捕判刑;對內,社會運動的動能移轉至選舉,然而在政黨輪替之後,許多人卻也紛紛因為在野黨上台後的改革不如預期而失望,甚至,原本看似同有改革理念的候選人及其支持者,也因「中國因素」延伸出的問題,而逐漸壁壘分明。
在這樣渾沌不明的政治氣氛中,越來越多當初曾經期待社會運動的年輕人,逐漸不再相信,這些令人不滿的一切,是有可能改變的。還不到五年,3 月 18 日,已經逐漸變成不再具代表性的日子。這種時候,再回過頭看這部關於那場運動的紀錄片,還有什麼意義嗎?
「如果我們想要繼續一起向前走,可能需要先從意識到自己受傷了開始。」
這是先前站在台北電影節頒獎典禮的舞台上,我最想說的一句話。正是因為做了這部片,我才有機會發現自己在參與社會運動後期的失落感,原來是來自當時所遺留下的莫名傷口,進而嘗試將它癒合。所以希望能有更多和我一樣失落的人,一起嘗試回看這段過去,這段或許過於天真但卻如此美好的青春。
評論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