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嚴婉玲，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前幾天在家裡吃晚餐時，母親突然提起我小學時曾去補習過的老師要出來選某一里的里長，我當時聽到的第一個反應是「喔，那可能會被以前教過的學生踢爆常亂打學生吧。」母親隨即輕斥我「不要亂說話！」。
母親也許以為我還懷著當時被不當體罰的怨恨，所以講出那樣的話。確實，不是因為違反規定或成績欠佳而是因為老師心情不好就被拿藤條打，不是什麼愉快的童年回憶，但即使這名退休教師真的選上里長，其實對我現在一點都不會產生任何影響，我被這件小事觸動而開始想的是，誰在意里長選舉的候選人品格問題？
別的不說，這次地方選舉中我記憶中因為「私德」問題而退選的人就有較早的羅致政（外遇）、最近的童仲彥（家暴、外遇、酒駕）、林冠勳（酒駕肇逃）、黃偉展（外遇）。酒駕及外遇大概是目前最常見的兩種退選原因，這反映了一個奇特的社會現象，即社會普遍對（也非常容易發生在一般人身上的）酒駕與外遇不但零容忍且極其敏感」我並不是說酒駕及外遇該被容忍，前者確實會產生公共危險，後者確實違反婚姻的忠誠義務，只是兩者帶來的社會反感程度與其相應的刑罰簡直不成比例。
但若候選人有前科或者其他道德瑕疵呢？前者似乎很容易用此人已經「洗心革面」或者地方勢力也是一種社會現實來帶過，後者例如前述的從前對學生不當體罰，則似乎很難引起社會重視。甚至，當我提起時，母親還會說「以前的事過去就過去了吧，他退休後也很熱心助人，是社區裡的鄰居勸他出來選里長的呢！」
真的應該「過去就過去了」嗎？對學童的不當體罰所造成的傷害與影響，絕不僅是當時的皮肉疼痛而已，而可能是在告訴兒童，你會被打並不是因為你做錯事受處罰，而是當大人不爽的時候，他想對沒有能力反抗他的人怎樣都可以。這與我們受到的公民教育難道不相違背嗎？這樣對社會造成的影響真的沒有比外遇來的嚴重嗎？
當然，不同層級的候選人因為競選的範圍不同，在選舉時會被檢視的程度當然不一，里長選舉又是所有層級選舉中範圍最小的（以人數計），每個里多則數千人少則數百人，除了少數因議題而較具知名度的里長（如台南市龍崎區牛埔里的陳永和里長）外，原則上出了這個里不會有人認得。因此，不似議員以上的層級，選里長，黨派絕對不是最重要的選擇考量，多數里長候選人為求得最多支持，即使有特定的政治傾向也仍掛無黨籍參選。
而因為媒體或網路的關注度極低，強調願景或個人形象的文宣戰也完全起不了作用，這裡只有紮紮實實的組織肉搏戰，你走得進幾戶人家的家裡？你說得出誰家的小孩今年上哪所高中？如果你是大樓管委會主委，因為經常出現在社區公布欄的公文上，你在社區的知名度及支持度搞不好還比是企業大老闆或大學教授的鄰居還來得高。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特有的社區發展協會能蓬勃興盛，也與里長選舉息息相關。選輸的前任里長或下次想選的挑戰者，不論是申請經費、辦旅遊或團康活動以形成社區輿論及影響力，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經常扮演與現任里長分庭抗禮（甚至惡鬥）的角色。
里長選舉雖然得到最少的關注，卻是全國選出最多人的層級，單一里長能造成的影響雖然不大，但卻足以影響每個人的社區生活，如何把里長選舉從講求「人情世故」的「社會事」往前推進一些？
讓里也有機會成為公民社會的最基層單位，或許可以從離開網路，在飯桌前與家人開始討論「你知不知道我們的里長候選人是個什麼樣的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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