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跟各位談談近日延燒的罷免問題。
最近台中市第二選區「刪Q」罷免案，國民黨在朱立倫當選主席之後傾全黨之力，要把基進黨立委陳柏惟踢出國會殿堂。公督盟兩度評鑑優秀立委的 3Q 委員被有心人鼓動罷免，實在讓人難過，但從檢視罷免制度與台灣政治文化的角度而言，「報復性罷免」確實有其脈絡，而我們又應該如何因應？
從罷免門檻下降到罷韓成功：罷免潮的出現
過去，《選罷法》中對於罷免門檻不僅需要 50%投票率，還要 50%以上的同意票才能通過，艱難的「雙五十門檻」直到 2016 年 11 月 29 日修法後，才降為「同意票數大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 25%以上」。
修法一過，立刻引來了罷免潮。過去 60 餘年來，罷免成案件數共有 32 件，而有高達 15 件（46.9%）發生在 2016 年修法後，尤其是在 2020 年 6 月（2019 年 12 月成案）「罷韓」成功之後的 12 次罷免案（37.5%），都引發了社會的高度關注。其中也包含了桃園市議員王浩宇罷免下台的案例。
現在，罷免之火已從直轄市長、縣市議員延燒到了縣市立委，到底是什麼原因讓 3Q 遭到罷免浪潮的襲擊？
民主失靈之一：政治溝通不足，情緒動員卻很有效
罷免潮延燒，我認為首要的問題，是當代政治議題難以透過有效的公共辯論、政治溝通表述，以致於涉及高專業成分事項時，如陳柏惟委員所處的國防外交委員會，動輒被政黨政治中的對立動員激化成一刀切下的是非選項。
在選民缺乏充足資訊、公民參與也難以企及專業事務的時刻，反應選民心理「爽不爽」的二分法對決「罷免」就成為政治武器，處理特定政黨反對的標的。
民主失靈之二：假問政表現之名的派系反撲
第二，罷免制度固有其合理性，但在一個民主深化尚未落實的政治社會，動輒以罷免這種最了斷的方式打擊政治人物偶發的失職或少數意見，也違反了手段與目的之間的比例原則。陳柏惟近日以母語質詢國防部長邱國正，被批評為藐視外省籍、軍人出生的專業人士。再往前推一點，3Q 被指責與民進黨一同否決國民黨所提出購買 4000 萬劑疫苗的提案，連同其所屬的基進黨都被在野黨指為「小綠」，意識形態掛帥。
欸？這些事情不都是政黨政治常態的互打戲碼嗎？陳柏惟的台語質詢，事實上通譯全時在旁協助，硬要說阻礙議事進行，並不是事實；此外，陳柏惟投下國民黨提案買疫苗反對票，是因爲 CDC 早就買了疫苗，只是廠商進貨時間無法確定。
從國民黨所指控的問題來看，3Q 根本被一些莫名其妙的颱風尾掃到邊。但事實上，在專業公共議題背後的派系、權力結構以及傳統勢力的動員，才是決定一場罷免動員成功與否的關鍵。無論是台中的紅派黑派對於失掉長年執政的台中二選區、還是國民黨專挑小黨霸凌，陳柏惟所面對的是盤根錯節的在地政治結構。
反思罷免制度：罷免危機與民意表達
2018 年，基進黨陳柏惟能選上立委，得利於選民反顏家，想換人做做看的心理，但 2021年的現在，若在野黨有效的操作選民情緒，一但「支持罷免者團結投票」，就很有可能跨越 25%同意票門檻，讓無論預算、法案還是表決無役不與，推動進步價值的優質立委陳柏惟，被假問政表現失格之名，行政治報復之實的報復性罷免，黯然離開席次。
民眾終究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行動者。但一個還無法以溝通代替對立、用輿論問責取代動輒罷免的民粹社會，我認為，不中斷與民眾面對面溝通的習慣跟文化，才能砍斷簡單粗暴的罷免運作公式。唯一可以扭轉這種狀態的方式，就是民代以身作則，上山下鄉，一雙一雙手握下去，一場一場街頭宣講落實公民溝通，才有機會讓民眾被妥善告知公共政策的正反意見，塑造更合宜的公民社會。
我是李妍慧，我願意以更密集的政治溝通推動大新竹合併，我反對國民黨以報復性罷免，傷害代議士帶領社會進步的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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