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維權者許志永展開逃亡，當年同為「北大上書三博士」的滕彪，則在去年取得美國綠卡。自言「有倖存者負罪感」的滕彪，用他們三人的命運說明中國維權運動 10 餘年來的艱辛。
許志永、俞江、滕彪這三人的行動走進公眾視野，要從 2003 年「中國維權運動元年」說起。學者滕彪日前接受中央社記者採訪，回顧當初他們希冀改變中國的法制維權之路，在政治體制不改的情況下，其實是一條充滿不確定性的窄路，只能顛簸而行。
2003 年 5 月，許志永、俞江、滕彪三人為「孫志剛案」合力撰寫一份審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建議書，傳真至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推動輿論熱烈討論。「法制日報」稱這是「中國違憲審查第一案」，同年底，官方史無前例地面對民間壓力，宣布廢止被指違憲的「收容遣送制度」。
當時，他們三人都在大學擔任法學教師。許志永在北京郵電大學文法學院任教，滕彪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書，同時也是律師，俞江則是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教師。
在此之前，他們是博士班同學，因為抗議北大學生邱慶楓被強姦致死、校方壓制學生悼念一事，三人走到了一起，開始每星期的飯酒聚會，討論中國社會的法治問題、民主化等。經過三年，孫志剛事件發生，他們很快就達成共同行動方案。
孫志剛是名在廣州工作的湖北青年，因為沒有暫住證被警察送到收容站，後來被工作人員毆打致死，他的死亡喚起了全國人民對不合理制度的撻伐，三博士的上書成功，則讓民間對於以法律手段維護公民權益產生信心，有人因此稱 2003 年是「中國維權運動元年」。
順著這股風潮，他們三人和律師張星水於 2003 年共同創立民間組織「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簡稱陽光憲政，公盟前身），目標是以法律手段及公民參與，推動中國的民主、法治和社會正義。
但接下來的現實並沒有那麼鼓舞人心。滕彪很快就意識到，孫志剛案觸發的制度變革不是可複製的經驗。當時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和中國總理溫家寶剛上台，想樹立「胡溫新政」的開明形象，況且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也不影響大局，這些因素促成了改變。
但是，這之後幾乎就沒有針對民意迅速回應修法的例子。北大三博士也開始面臨打壓。
2009 年，公盟被取締，許志永被停課並遭警方逮捕； 2014 年，許志永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 4 年；同年，滕彪前往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評估自身安全後決定前往海外發展，不回中國； 2017 年 7 月，許志永出獄； 2020 年 1 月，許志永因在廈門的公民聚會活動遭警方搜捕，決定展開逃亡。
俞江一直是 3 人中最低調一個，他長期在湖北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教書，做到法學院院長、近代法研究所所長；因為人不在北京，和許志永及滕彪並不常見面，但會通訊討論。
滕彪說，俞江的學問做得很好，特別是在中國法律史方面很專精，但他的理念和體制有很多衝突，後來辭職，約在兩、三年前到澳洲陪妻子進修。
在國內坐牢、逃亡，或是避走國外；這就是 17 年前創下中國維權成功案例的北大三博士的現況。而這說明了什麼呢？
滕彪分析，在中國壓制性的體制下，一定時期內仍有一點空間，會有一批人願意冒險在這樣的空間裡推動社會進步。「中共不是鐵板一塊，出於被迫原因會做一些改變」，譬如經濟或國際因素都是考量。
但是，當執政者覺得民間抗爭可能威脅統治時，又會立刻殘酷地把這樣的空間收回。胡溫時期曾經相對蓬勃的非政府組織（NGO）、家庭教會以及律師代理維權案件等，到了 2014 、 2015 年都已經難以繼續。
當下情況更加嚴峻，滕彪說，高科技極權主義對民間社會的監控，加上不斷強化的傳統極權手段，譬如告密體系和秘密警察等，這些讓任何組織化的行動幾乎是苗頭乍現就被打擊，而這也是去年 12 月一群公民在廈門線下聚會後紛遭拘捕、許志永決定逃亡的背景。
滕彪大約在 2013 年就很確定，如果留在中國將會被抓捕。當時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想辦「孫志剛事件 10 週年研討會」並邀請許志永來參加，結果許志永硬是從飛機上被警方拉了下來。
此後滕彪抓住機會、憑藉努力，留在美國，並不斷在海外為中國人權狀況呼籲、撰寫相關著作等，目前在紐約城市大學擔任兼任教授。
他也頻繁現身台灣，過去一年來在台參加了六四事件 30 週年研討會、第 3 屆中國人權律師節，以及 20 日舉辦的「台港打臉，習近平繼續抓人！ 12.26 大抓捕家屬控警栽贓．余文生案兩年未判」記者會。
「我有倖存者的負罪感」，滕彪自知若還留在國內，他肯定逃不過 2013 年底及 2015 年對於維權律師的抓捕行動，這是驅使他在海外仍不斷做中國人權工作、為同胞們發聲的原因。
儘管當前在中國，「抗爭空間急遽縮小，抗爭風險急遽擴大」，連像許志永這樣堅持非暴力抗爭的維權者都走投無路，滕彪仍然認為不能完全放棄，在中國國內的維權者要盡量維持非組織性的、非正式連結，他在海外也會持續為中國人權發聲。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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