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秋天， 30 歲的「人民日報」編輯吳國光收到通知，將被借調到「中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這是中國黨內負責籌劃政治改革的單位。
中國的 1980 年代，是屬於改革的年代，不僅經濟改革方興未艾，黨內也開始興起對政治改革的討論。
回想當年，吳國光說，歷經了 10 年文革，中國社會都體認到毛時代的政治體制，對個人基本權利的危害；同時，共產黨為了重新取得社會支持，也稍稍放開了輿論控制，這才創造出政治改革的契機。
但吳國光也注意到，黨內高層重新掌權後，對政治改革的態度日益消極；保守派也屢屢抓住改革過程中的矛盾，大做文章。
1986 年底，安徽的大學生為了爭取符合民主原則的人大代表選舉而發起學潮，並迅速蔓延到江蘇、上海和北京等地。儘管官方很快平息學潮，但黨內保守派直指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化」，須負起最大責任。 1987 年初，胡耀邦黯然下台。
「當時的氣氛很壓抑，我們之前研討的東西，都受到很大的壓力」，吳國光說。對胡耀邦的批判，也波及到接班的趙紫陽，當時中央宣傳部官員曾說：「只批了說自由化的（胡耀邦），還沒批幹自由化的（趙紫陽）。」
一時之間風聲鶴唳，哪怕是改革兩個字都不敢提，更不用說政治改革這個燙手山芋了。
直到 1987 年 5 月，在鄧小平的首肯下，趙紫陽發表了一篇「五一三講話」。參與起草講稿的吳國光說，演講中大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取得的成績，看似讚揚、實際上是要就此喊停，讓大家重新把眼光聚焦到政治改革上。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 1987 年 10 月，趙紫陽順利在 1987 年 10 月的「十三大」上接任中國總書記，意氣風發地提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政治改革立下基石。
但吳國光也觀察到鄧趙兩人逐漸出現分歧。首先，表現在對政治改革的理解。他回憶，當初「十三大」政治改革草稿完成後，先送給鄧小平過目，而鄧留下一句饒富深意的評語：「政治改革不能遷就民主化思潮，不能搞三權分立。你們也沒有說要搞三權分立，但是不是也搞了一點三權分立？」
吳國光認為，鄧小平所提的政治改革，聚焦在限制官僚干預，保障經濟效率；但趙紫陽的想法，更多是在保障個人權利和推動有競爭的選舉上。
其次，兩人對經濟改革的步驟也有分歧。 1988 年，在鄧小平幾度催促下，趙紫陽才開始進行價格改革，卻馬上在當年夏天引發搶購潮，也讓改革顯得進退維谷。
「其實當年黨內已經有人在醞釀『倒趙』了」，吳國光說，「只是兩人的分歧還不到破裂程度，加上鄧小平一時之間也沒有合適人選，才擋下這次逼宮」。
吳國光本人也在 1988 年也萌生退意，「十三大」後，他看到政治改革走得步履維艱。吳國光說，當年學生和知識份子要求的是言論自由與民主，但遇上鄧小平和黨內官僚的抵抗，趙紫陽的政治改革只能轉趨低調。
他指出，當時社會對政治改革的期盼，遠超過體制內實際可做的，「改革既得不到黨內權力集團的支持，也得不到社會大眾的理解」；同時，改革開放 10 年所衍生的腐敗、貧富分化問題，也逐漸發酵。
在感受到待在體制內能做的事有限，吳國光興起了出國念書的念頭。 1989 年 2 月，吳國光獲得哈佛大學尼曼獎學金赴美進修。
兩個月後，受知識份子愛戴的胡耀邦過世了，學生湧上天安門廣場悼念，揭開了八九學運的序幕，而鄧小平和趙紫陽兩人的關係，也出現了無法彌補的裂痕。
隨著學運情勢逐漸升溫，鄧小平透過「人民日報」在當年 4 月 26 日發表的社論，將運動定位成「動亂」，讓學生群情激憤。
緊接著，出訪回國的趙紫陽卻在接見亞洲銀行理事，和五四運動紀念會上的兩次講話，強調透過協商對話，以民主方式解決問題。
吳國光說：「誰都知道是鄧小平讓胡耀邦下台的，你趙紫陽現在要給胡耀邦平反，那我鄧小平怎麼辦？」
他認為，在處理學運上，鄧趙兩人顯然是兩條平行線，趙紫陽想的是以對話和平收場，鄧小平感受到的卻是來自群眾的威脅。吳國光說，鄧小平心中最深的恐懼，是自己會不會如同當年的史達林（Joseph Stalin）一樣，被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給「轉型正義」了。
兩人的分歧越演越烈，也間接導致學運以悲劇收場。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八九學運以血腥屠殺告終。曾經的長官和同事紛紛落難，或是流亡海外，吳國光也就此離開政界；但他的目光，卻不曾離開過中國。
1995 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後，吳國光先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現在是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與歷史系講座教授。多年來，中國的政治轉型和政治經濟學，始終是他的核心關懷。
人所處的位置，影響他理解世界的視角。當年在體制內的工作經驗，讓吳國光得以獨特視角分析風起雲湧的 1980 年代；然而，「黨內改革派」的標籤也如影隨形地烙印在他身上。
今年 5 月，吳國光在台北舉行的六四 30 週年研討會上，提出當年趙紫陽下台，是鄧小平發動了一場軍事政變的看法。這個說法卻不被在場多位學運參與者接受，甚至有人奚落他是「當年的改革派，還懷抱當年的改革情懷」。
對此，吳國光說自己從未否定學運的重要性，但現實應是多線條、多面向且多層次的。他也強調，整個 1980 年代，是共產黨和社會對改革共識逐漸破裂的過程。正是這個原因，他投注了大量心力來還原這段被官方掩蓋，卻影響當代中國甚鉅的歷史。
不了解中國的 1980 年代，就無法了解六四。 30 年前，剛屆而立之年的吳國光被理想驅動，加入體制內改革； 30 年後，已逾耳順之年的他，仍不斷回首爬梳當年的改革歷程。在這個意義上，即便身處異鄉多年，吳國光卻從未真正離開中國過。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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