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芋論》中共透過數據監控就能知道你在談戀愛

2014 年春季，著名學術期刊《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刊載一篇研究「後鄧小平時代」中國大學如何對學生進行政治管控的文章。根據分析，除了傳統的談心、思想匯報外，大學的政工和學工組織還新建了類似學生心理衛生監測這樣的體系。這個體系利用專業的心理學人員設計問卷，蒐集有關學生的信息。當然，這些信息並非僅是泛泛反映學生心理健康狀況，當然重點還是所謂的「激進政治/反社會思想」。

無論是談心還是問卷，主要還是要靠人工完成；今日，監控科技發展已經來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如今，中國的大學政治輔導員可隨時秘密了解每位學生的動向或某些學生之間的關係，依據是對智慧學生卡（智能學生卡）使用信息記錄和分析數據，例如某位學生在學校打卡的地點和時間，誰與誰在同一場所同時出現的持續時間及頻率。對這些數據進行智慧分析輕而易舉，但分析結果卻極為準確。輔導員可以先於同班同學乃至宿舍室友知道某兩位同學已經建立了戀愛關係，某幾位同學成了球友、飯友……接下來的管控和介入也易如反掌。小說《一九八四》中的政治寓言成真，「老大哥」無時不刻不在盯着你。

這只是中共利用大數據加強社會管控的一個縮影。事實上，中國政府正在構建一個「社會信用體系」，對個人和企業進行評分，並施之以相應獎懲措施。這個體系監控的內容幾乎無所不包，從信用卡還款到交通違章乃至成年兒女盡孝道探望父母的次數，遠遠超出了西方國家在單一層面下、固定範圍內對公民數據的收集。

中國民眾享受著大數據為生活帶來的便利：豐富的網絡購物、高效的物流、便利的付款方式、更具個人化的新聞推播，但卻普遍對個人數據的安全漠不關心。而科技企業不惜重金攫取和分析用戶數據，以求更有利的市場地位和更龐大的商業利益。以電商巨頭阿里巴巴為例，旗下淘寶、天貓、支付寶等網絡平台蒐集到的用戶資料，在借貸、履約、人格、偏好和關係五個方面對每位用戶評分，而這些理所當然成為中共操控的政商一體全方位監控系統的基礎數據。中共黨媒高呼「黨管數據」，甚至沒有招致民間像樣的批評。

在中央層面，這是一個國家級大數據戰略，習近平在 2017 年 12 月某次黨內高層會議上將其描述為「覆蓋全國、統籌利用、統一接入的數據共享大平台」，以「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行業的協同管理和服務」。

在完成集權且修憲以確保法理上任期可以永續的狀況下，獨裁者必定會去追求「完美獨裁」以求永遠手握大權。

視民主（democracy）為天然仇敵，又對專家治國（technocracy）和賢人政治（meritocracy）嗤之以鼻，這種狀況下，「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牛津大學學者 Stein Ringen所創概念）似乎成為中共政權延續的唯一通途。面對龐大的國家、眾多的人口、複雜的國情，中共的集權結構和官僚體系難以應對，但大數據的快捷、精準、大規模覆蓋個基層、信息向上流動等特質恰與中共組織運作特點吻合，成為中共能夠以少制多、加強管控的有力工具。

事實上，大數據的功能也在向海外延伸。與中國有生意往來的外國企業，向中國遊客提供服務並使用過數據平台的海外商戶，向中國電商購物的海外買家，個人數據也被記錄在案。中國模式的全球推廣，中國驅動的全球化治理，也是如今中共當權者的「中國夢」。

中共領導人在利用大數據這件事上顯然是有「遠見」的，習近平「審時度勢、精心謀劃、超前佈局、力爭主動」的方針，使大數據技術看似使中共在國內和海外都獲得了無懈可擊的優勢地位。

然而，中國異議作家王力雄卻在他最新的政治寓言小說《大典》中進行了背反的推演——幾個平庸的小人物，在沒有梟雄、陰謀、譁變、以及任何崩塌傾向的情況下顛覆了高科技支撐的專制統治。王力雄在這本書的後序中寫道：「科技專制有一個自身的死穴——當專制權力必須依賴日新月異的科技時，專制者自己卻一定無法掌握那些科技，也無親自操作的時間精力，只能依賴專家，託付下屬，而那些處於將科技與專制機器結合之節點位置上的人，便具備了對專制機器以少制多的能力。」

令人稍感吃驚的是，這樣一本在台灣出版的暢銷書，在香港的誠品書店卻並沒有上架銷售。誠品在中共的信用記錄不知是否會因此高出幾分，在中國的生意也會更順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