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廣場與青春 野草莓運動10週年紀念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報導）2008 年 11 月，時任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學生不滿警察在執行維安工作時，侵害基本人權，發起為期一個月的「野草莓運動」。相隔十年後，許多「野草莓」今（6 日）赴台大社科院參與十年紀念會，訴說當時在行政院、自由廣場與全台校園前靜坐抗議的經驗，以及這場運動如何影響他們的個人生命。

「野草莓運動」當時有三個訴求，包含總統馬英九與行政院長劉兆玄道歉、警政署長王卓鈞與國安局長蔡朝明下台，以及修改集會遊行法。雖然最後三個訴求無果，卻沒有削弱參與者對理想的追求，林飛帆、陳為廷、張之豪與王信允等人後來也都投入「太陽花學運」，影響了台灣的政治與公民社會。

回顧「野草莓運動」的起始，基隆市議員張之豪表示，他當時的社運經驗是零，頂多在學校舉辦讀書會，他當時很天真單純，但仍覺得很憤怒，一定要有所行動，於是在 PTT2 發文動員，沒想到隔天行政院前來了三四百人，他整個嚇呆了。

張之豪也提到，他們一群人在行政院前，做出他們想像中純粹、素樸的學運，如此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最後卻在行政院前騎虎難下。參與者之間沒有信任，所有事情都得投票，對外雖然是宣稱無政府主義的實驗，但其實是誰也不服誰，不能有任何人當領袖與總指揮，呈現動彈不得的狀態。

「那是充滿創傷的經驗。」張之豪感嘆道，當時對彼此認識非常有限，社會也不關心野草莓在做什麼，現在僅能反思個人與社運之間的關係，很難用更大的圖像去看待。「野草莓運動」結束後，他獲得的啟示是，社會運動沒有領袖是不行的，組織一定要做決定，因此太陽花學運有了領導者。

太陽花學運要角王信允與張之豪有著類似的觀察，他說，在野草莓後，當時的爭執雖不了了之，卻出現許多「運動傷害」，造成人跟人之間的疏離，像他就沒辦法好好聽「野莓之聲」。不過，「台中野草莓」是他走上街頭的啟蒙，因為相對於台北，台中當時沒有那麼多組織的聲音，頂多是與性別、環境有關的議題，但數量也非常少。

「如果沒有當時的野草莓，318 學運不可能那麼快組織。」王信允表示，若歷史可以被具現化，這十年來，歷史刻度變得很濃稠。現在回頭看起來，野草莓運動帶給他們的成果，是在不同場域認識大家，並成為朋友，2018 年，他也重新回去念博士，希望能重新裝備自己，迎接下一個抗爭。

參與野草莓主播組的 Teiko，今天也特別前來分享自己當年的心情寫照。「這十年最大的變化，就是生了兩個小孩。」她笑說，自己參與野草莓運動那年，就讀碩三，還是一名實習心理師。現在想起來覺得很瘋狂，她一天得做三件事，到廣場做主播、去實習、當家教賺錢，但心裡就有種使命感，覺得一定要完成。

Teiko 也提到，主播組之間的感情蠻好的，到現在還會聚會，維繫一定的關係。十年前，她也不敢說自己支持台獨，很怕「政治不正確」、被同儕撻伐，但參與野草莓運動後，發現還有許多關心台灣主權與民主議題的年輕人，社運捲動的不只是身旁的人，深化的更是她們自己，對於民主與思辨的歷程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