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回美後包威爾沒有改變他對中國與美中關係的看法。1954 年 9 月，參議院內政安全委員會首度傳喚包威爾聽證，調查一小撮圍繞在中國評論周圍搞陰謀的人，指控他們替紅色中國宣傳。這一小撮人除了包威爾，還包括費正清與數名駐派中國的知名外交官。包威爾對聽證會採取完全不合作的態度，除了確認身分與承認他對所有中國評論上的言論負責外，他援引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與第五修正案─不自證犯罪，拒絕回答所有的問題，包括他有沒有加入共產黨。他在記者會上回答記者他從來不是將來也不會是共產黨員，但國家無權問他。
包威爾的態度惹怒了委員會，聽證會主席印第安納州參議員稱他為美國叛徒，並宣布將聽證資料移送法務部，要求檢察總長以叛國罪起訴。包威爾的妻子 Sylvia Powell 亦參與雜誌社的寫稿，她與另一編輯舒曼 (Julian Schuman) 也被委員會傳訊，兩人與包威爾採一致的態度。1956 年 4 月 25 日，舊金山大陪審團以煽動叛亂 (sedition) 罪名起訴包威爾夫妻與舒曼。此罪在台灣的戒嚴法下是家常便飯，但在美國對記者以此起訴可是天大的事。
起訴的重點在於中國評論不實指控美國在韓戰中使用生化武器，讓敵人利用宣傳，明顯傷害美國的利益，破壞軍民的團結等。
檢方試著說服包威爾認罪，交換條件是輕判與赦免妻子與舒曼。包威爾拒絕，正面挑戰 20 年徒刑的威脅。訴訟策略上，包威爾要證明其無辜有幾個選擇，他可以證明在中國的他，無法得到充分的資訊來判斷他的報導會立即且明顯傷害美國利益；或者證明他在中國評論裡的陳訴是正確的。他選擇後者，因為他必須忠於他的確信。
這是個有原則的選擇，但要證明軍方最高機密，談何容易？弔詭的是，這個策略是兩面刃，立刻讓檢方自己也陷入窘境。一方面檢方必須回應包威爾的要求，面對中國提供的證據，等於幫中國宣傳美軍確實有使用生化武器；一方面檢方必須拿到軍方與國防部的資料，以證明美國處理生化武器的實際進展與作業。前者礙於兩國關係，毫無互信可言，中國提供的證據除了政治宣傳，又有幾分可信？而後者毫無疑問是國家最高機密，檢方立刻碰釘子。
難題最後意外解決， 1959 年 1 月進入審判後不久，法官以審判過程出現瑕疵，以至包威爾無法獲得公平審判為由，宣布終止審判。法官表示，他沒注意到一個陪審員尚未進入隔離室，聽到他認為定罪包威爾證據充分的看法，此疏失足以影響陪審員獨立判斷的心證，故必須終止審判。檢方立刻另起爐灶，只是這次無法說服大陪審團起訴。但檢方還是不放棄，要拖到麥卡錫時代結束，甘迺迪上台，1961 年檢察總長羅伯甘迺迪下令撤銷所有控訴，全案才告終結。
〈五〉
包威爾雖然全身而退，但以叛國罪名纏訟多年，不管是外界的眼光或訴訟費用，對個人與家庭都是極大的壓力。他們必須把小孩送離不友善的環境，他與妻子也都失去工作，只好在舊金山以買賣舊屋，修理後出售賺取差價維持生計，後來也開了間舊貨店。這樣的遭遇並沒有讓包威爾後悔，多年後受訪表示，如果再來一次，面對同樣的情況同樣的證據，他還是會寫出同樣的報導，維持他的看法，但他承認在法律上他的書寫可以更加小心，畢竟他沒有進入韓戰現場，直接調查證據。
審判包威爾的核心問題仍然存在，美軍到底有沒有在韓戰中使用生化物器？至今仍然無解，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証偽。包威爾想從解密的檔案中尋找蛛絲馬跡，80 年代初再度發文，證實美國政府為了取得日本 731 部隊人體實驗的結果，麥帥免除部隊指揮官石井四郎的刑責。此發現引發國際注意，也導至國會舉辦聽證會。然而，這還是無法證明美軍在韓戰使用生化武器，真相至今仍然是羅生門，但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美軍確實企圖要隱藏一些事情。
作者：jessebridgewater
包威爾的記者生涯隨著他的回國畫下了休止符，定居舊金山，2008 年底過世。89 歲的長壽，人生後面一大半有超過半世紀的時間，被迫離開他青年時充滿熱血一頭栽進去的新聞工作。他主持中國評論的六年，剛好跨越國共的政權轉移，見到了國民政府最腐敗的最後三年，與共產中國烏托邦式的頭三年。他的中國經驗停留在 1953 年，未經大躍進，未經文革，未經天安門，未經帝國主義退出中國後，強大的中國對新聞、人權、多元等一切自由主義價值的反動。
毫無疑問，包威爾對中國是友善的，他對中國政策的建言是正確的，但華盛頓的政客不照著他的意見走，國民政府資助的中國遊說團仍主導著美中政策，誤導美國繼續以犧牲台灣人民來支持蔣介石政權，繼續邊緣化中國直到美國驚覺已失去主動權，第二次出賣台灣人民。七十一年前，孱弱的老包威爾用最後一口氣對密蘇里大學校友演講，正是警告華盛頓的政客不要不戰而降，自限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七十一年後，老包威爾的警告依然是真知灼見。
〈六〉
在包威爾不算長的十年記者生涯中，有過對台灣人十分重要卻被忽略的一段，那就是接掌中國評論不久的年輕包威爾，對台灣做出一系列驚動世界的二二八事件報導。前述 1947 年 3 月 8 日發刊的中國評論，就在蔣介石對老包威爾的悼念電報之後，評論做出了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第一篇報導。這篇報導的標題是「在台灣的暴亂」，以下面一段話做為開始：
一位造訪斯巴達的訪客，對斯巴達能以極少數的斯巴達人維持統治人口佔絕大多數的黑勞士（helots）奴隸感到不可思議，就請斯巴達主人說明是怎麼辦到的。
主人拔出獵刀走到麥田說，「很簡單，就這樣。」說畢砍下些麥頭。
「但我還是不明白」客人說，「再看一遍」斯巴達人說，並且又砍下些麥頭。但客人還是不解。
斯巴達人於是進一步說明，「你應該注意到我沒有去砍那一大堆麥頭，一把刀能對他們怎樣？但一旦有一個麥頭高過他的同類，我就讓它倒下。這就是我們如何維持這個國家。」
在消息封鎖，對台灣情況所知有限的情況下，年輕包威爾以此做為二二八第一篇報導的楔子，其記者對事件本質的掌握之精準，實不可思議，指出了二二八之後國民黨接下來半世紀的統治原則。兩個星期後，包威爾進入台灣，親眼目睹中國軍隊血洗台灣的慘狀，寫出這一篇特別報導「台灣的血浴」，是第一篇出自西方記者，也是最詳細的見證。
原文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美國記者約翰包威爾（下）
相關資料：
- An Executive Account of Taiwan’s Blood Bath as Detailed by Eyewitnesses, by John W. Powell, in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Volume 105, Number 5, PP 115-117. March 29,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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