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一位女公務員，然後呢？
一度掀起社會輿論，但最後不了了之的房思琪輕生案，曾經讓我對台灣社會，無法正視性暴力（含言行性騷、性侵）的罪惡，感到深沈的失望。
不料，民進黨中央一起女黨工遭廠商性騷事件，不只藍白與統媒猛轟狂炸，綠支持者也參與批判行列，意外掀起空前的me too運動。
不少高社經地位或知名男藝人，在這起風潮下，遭到去職、判罪，甚至社會死（傅崑萁除外）。
這是一場震撼教育，關鍵不在於過去與當時犯錯者得到教訓，更在於讓整個社會，透過熱烈關注與討論，清楚知道性平的分際，共同維護性平的人權價值。
就勞動人權方面，相信不堪職場覇凌而輕生的事件，私企職場不詳，但應非少數，關鍵可能因法律面的定義模糊，讓受難家屬難以討公道。
當然在台灣，轉職容易，員工不太輕易接受私企工作的職場覇凌。忍辱吞聲的比較常見於大型企業與政府員工。
在台灣，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此類事件，其實也偶上新聞版面。但似乎因非綠色執政縣市，最後都是不了了之收場。
這是很令人悲傷不捨的事，不少網友指出藍白與媒體的雙標，但即使如此，仍然很希望「正可以」藉此各方關注的機會，從制度面探求減少悲劇的法律制度。
常看日本法律劇的朋友，相信一定可以很直接指出，這在日本的法律制度下，謝宜容應該會被以職場覇凌致人輕生案偵辦（刑事殺人案類型之一）。
但在台灣的法律很曖昧。印象中，某日本法律劇的攻防，最後在於即使輕生者原有憂鬱症，但職場「不合理」要求與覇凌言語，是否成為致死的關鍵？
數年前，日本一起不當勞動條件的壓力致女性員工輕生案，印象中是日本「電通」，媒體喧騰一時，相關的法律規定與訴訟結果，或許值得參考。
原文出自陳增芝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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