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一念證三千，
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
願同弱少鬥強權。
–林秋梧
現代人看電影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可是電影對以前的人來說，是相當稀罕的。在1926年中，台灣中南部鄉下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機會看電影。有一個叫做「活動寫真班」（後來稱「美台團」）的社運組織﹐在台灣的中南部鄉下巡迴放映電影，轟動鄉間的村落。原來這個「活動寫真班」的組織，是隸屬於當時台灣民族運動的大本營─「台灣文化協會」下面的一個組織。他們以放映具有社會教育意義的影片，在台灣的鄉間從事文化啟蒙工作。參與這個團體的人﹐都是一些知識青年，他們以三人為一組﹐一人操作機器，兩人擔任「辯士」(解說員)，當時的電影是默片，需要有人從旁解說。透過解說電影內容來傳播新知識，同時也激發台灣人的民族意識。
「活動寫真班」的辯士中，有一位青年名叫林秋梧，在巡迴放映電影時，很受鄉民的歡迎。他就是後來致力於台灣宗教改革的「證峰法師」。
林秋梧於1903年出生在台南市的一個貧寒之家。1918年考入當時少年學子歆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隔年改名「台北師範學校」)。
進入台北師範後，林秋梧不滿當時日本的不平等統治，於課餘時間經常與在大稻埕開設醫院的蔣渭水醫師交遊。蔣渭水和這群青年學生為台灣社會探病投藥，認為台灣人患了「知識的營養不良症」，必須從事文化啟蒙工作。這就是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誕生的由來。文化協會成立，林秋梧立即加入。
1922年距離一個月即將畢業的林秋梧，卻因台北師範爆發一次抗日學潮，被指控為學潮首腦之一，遭勒令退學！
輟學後，林秋梧潛赴中國，進入廈門大學哲學系，並於廈門附近的集美中學任教。不幸1925年因為母親病逝，輟學回台。
1925年正逢台灣文化協會的演講活動趨於熱烈，抗日的民族精神日漸高張。林秋梧辦完母喪後，立即投入文協的演講活動，在鄉間奔走呼號。這年秋天，文化協會成立「活動寫真班」，林秋梧在各鄉間巡迴放映社教電影，啟迪民智。
林秋梧原本對於佛學素有鑽研，對於當時身陷於迷信、腐化的台灣佛教早生改革意圖，1927年，林秋梧結緣開元寺的住持得圓法師，深獲得圓的激賞，林秋梧入佛門，法號「證峰」。
1927年中，林秋梧以開元寺派遣留學生的身分赴東京駒澤大學深造。投入當時日本禪學大師忽滑谷快天的門下鑽研禪學。深造期間，為了籌湊學費，每日只吃兩餐，清早還要送報紙、送牛奶工讀。此時他並開始從事寫作，在《台灣民報》《南瀛佛教》《中道》等雜誌發表有關文化、社會及佛學的評論。
1930年，林秋梧自駒澤大學畢業，回到台南開元寺，並任南部臨濟宗佛教講習會講師，兼南瀛佛教會教師。
證峰法師林秋梧雖入禪門，但他並非出世之徒，以前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並未稍減。相反的，「普渡眾生」的感召，使他積極地從事佛教改革，掃除迷信。透過宗教運動，他又回到社會運動的路上，參加「台灣民眾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團體，關切工農運動。
為了破除迷信，他在1930年在台南地區與同志們發起了一個「反對普渡運動」；同年10月，並與同志創刊一份旬刊—《赤道報》，收載社會思想評論及文藝作品，由林秋梧擔任總編輯兼發行人。可惜發刊六期，遭日本當局查禁。
「出家何必入山中？今古時朝盡不同」，林秋梧表現出解放的宗教觀，前引題為〈贈青年僧伽〉的七言絕句，說明了他入世的、解放的宗教態度。
這種「願同弱少鬥強權」的精神，才是林秋梧心目中「普渡眾生」的精神，才是真正「菩薩行」的表現。林秋梧解釋「菩薩行」說：
「菩薩行，就是以活於正信的自己為基底，而圖謀社會人群的幸福，無有所恐怖的行為吧！『自利利他』就是表示這樣行動的話。所以修菩薩行的，便是社會改革的前衛份子。他們的根本目標，在於建設地上的天堂、此土的西方，使一切人類（再而及於一切生物）無有眾苦，但受諸樂。佛所謂極樂世界，就是描寫著這個快活的社會。」
為了建立這個快活的社會，林秋梧鼓勵大家：
「省識時潮，順應天人，鼓起四大弘願的大勇氣，站在四百萬大眾（當時的台灣人口）的前隊，把台灣島內有形無形一切的魑魅魍魎，消除盡淨的光明大路。…怎能偏重來世的淨土，而忽略現實的台灣？」
1933年，林秋梧手著《真心直說白話註解》一書問世。他以洗鍊的白話文，闡釋朝鮮古禪師知訥的作品，以科學觀點為「苦於鬼神久矣」的台灣人，重新註釋此書；1934年，他的另一部著作《佛說堅固女經講話》問世。此書旨在提升婦女的地位，是難得的一部婦女解放的解經的書。可惜這卻是他最後的一部著作。
1934年10月10日，正值32歲的黃金年華，林秋梧在一場結核病中，匆匆走完他短暫卻多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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