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豪專欄》被綁在椅子上，嘴巴被封起來的人，是誰？

我第二次聽到五月天，是 1999 年，我拿到了五月天的第一張專輯，第一首曲子，叫《瘋狂世界》。這首歌揭櫫了日後五月天真正的聲音，原來五月天的代表曲，不是《軋車》，而是《瘋狂世界》。整張專輯都是《瘋狂世界》那樣的歌曲，柔和、悅耳、非常 pop，那不是一張搖滾專輯，而是一張 pop 專輯。1999 年的台灣流行樂壇，對搖滾樂團的專輯早已不陌生，那幾年，除了董事長，還有四分衛、脱拉庫、廢五金、閃靈、亂彈、糯米糰、瓢蟲等。更不用說，更早幾年的伍佰、濁水溪公社，還有豬頭皮。這些樂團都在短短幾年內相繼發行專輯，每個樂團，曲風各有不同，但搖滾大概是共識。所以，五月天在他們之間，顯得特別，因為五月天真的「特別 pop」。我記得，我當時看五月天的訪談，他們團員彼此之間還會嘲諷當時台灣樂團界還很著重美式搖滾的錄音方式，也就是吉他要高、solo 要尖、鼓聲要重，他們覺得自己比較屬於當時的英搖，樂器比重比較平衡，注重寫歌，注重整體感，他們自稱自己這樣才是 band sound。雖然，其實 90 年代真正流行的搖滾樂 grunge 曲風，也正是如此，英式也好，美式也好，都已經不強調吉他英雄，但五月天想這樣講，也沒幾個人會反駁他們，因為最 pop 的五月天，就是最賣。

我第三次聽到五月天，是 2006 年，在我大學同學父親的喪禮上。嚴格來說，是他父親的閉門紀念音樂會。這位好友的父親，是個樂器行老闆，台灣樂器界的傳奇人物，所以在他英年早逝之際，許多樂團界人士都來為他送行，五月天整團出現了。但那時，現場的人都緘默不語，大家都很上道，沒有拍攝錄音。據說五月天有經紀公司合約問題，不能隨便整團公開露臉的。那次，我對他們的印象極好，有情有義，但若要問我記得看到了什麼什麼、聽到了什麼，我什麼也不記得了（眨眼）。

我第四次聽到五月天，是 2011 年，這次真的不是聽到，而是見到。Bob Dylan 來台北的演唱會。Bob Dylan 縱橫樂壇幾十年，從不曾來台灣表演過。其實，西洋流行樂手、樂團，在當紅的時候，很少來台灣表演。他們會去東京、香港，甚至會去馬尼拉，但就是不會來台北。所以，遲至 2011 年，已經 70 歲的 Bob Dylan，才終於來了台灣。這是件很大的事。Bob Dylan 當紅的年代，是 1960 年代，他在歐美當紅的時候，台灣人還在被國民黨的小情小愛藝文政策摀住耳朵，所以，有在聽 Dylan 的，多半是學院裡的少數菁英份子。總之，那年，Dylan 的台北小巨蛋演唱會，人潮沒有爆滿。有去的，多半是文青，或是文老。就在演唱會結束時，我看到五月天瑪莎站在出口不遠處抽菸。那時我心裡想的是，瑪莎應該覺得自己仍然是個內心叛逆，有社會意識的搖滾人吧。但我當然什麼也沒講，對他點了點頭，他也點了點頭。他當然不認識我，但我心裡仍覺得，這人若現在還在欣賞 Dylan，他與他志同道合的團員，應該也是吧。那他們就不只是一群 pop 的音樂人，他們應該還有其他想講的話。

我第五次聽到五月天，是 2013 年，在台灣社運界對抗馬英九親中政權的那幾年間，某一天，五月天發表了新 MV，叫做《入陣曲》。曲子是怎樣，我也不記得了，但我記得畫面有許多取自於，或者被啟發自，那些年我們參與的許多街頭運動，歌詞好像也是有關。五月天或許也在 Dylan 的刺激之下，要再回應一下自己的社會所發生的事情吧。我記得那時我也寫了一篇文章講五月天，因為我沒記錯的話，五月天也自我期許要當台灣的 Beatles，而 Beatles 就是個從純流行搖滾樂，轉型為與引領社會意識，與當時嬉皮運動、反戰運動結合，但又不失藝術性的樂團。

我第六次聽到五月天，是 2024 年。昨天，五月天在北京說「我們中国人」，主唱阿信說自己是福建泉州人，捐了幾千萬給泉州，吉他手石頭寫了一段英文文字，「about 24th May……I am late because I was in the Time Machine. When you inside the Time Machine, you will lose yourself. When you get out of the Time Machine, you will lose the moment.」也許要說自己很委屈，但因為沒人看懂真正的意思，就任人自行解讀。很多人因此而對五月天失望，統媒則是很開心五月天終於「棄暗投明」，或者說，五月天撐了這麼久，終於也撐不住了，終於跟人民币妥協了。

以上是我跟五月天的六次接觸。

過去這 25 年來，不管喜不喜歡，五月天的音樂，一直在我這代人的身旁。

在 20 年前，台灣藝人跟台商一樣，跟著去中国討生活，當時，唱片產業跟其他夕陽產業一樣，正在面臨轉型的挑戰。當新的科技出現，新的市場出現時，舊時代的東西，如果不願痛苦轉型，那就是把自己那套舊東西，帶去一個更落後的地方，可以苟延殘喘一陣子。唱片業在 1998 開始大量出現 mp3 之後，就受到嚴重挑戰，越來越難賺錢。當時還沒有串流音樂，也還沒有 youtube，新的營利模式還沒建立起來，但舊的模式，出專輯、賣唱片、開演唱會，已經快要活不下去。中国除外，中国龐大的華語市場，讓人可以光靠辦演唱會，就不只養家糊口，而是創立龐大的商機，這裡巡迴個兩年，那裏駐唱個兩年，10 年很快就過去了。這就是為什麼，一些台灣早就消聲匿跡的藝人，在中国仍在靠 20 年前的歌曲，吃老本，吃得很飽。

但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這樣，那也行，就順順不提升改變，把在台灣的那一套，直接去中国繼續吃。

五月天在這 20 幾年間，應該也就這樣，在中国建立起了一個很不錯的營利模式。要支撐起這門生意，要演唱會的硬體設備人員，燈光、音響、售票、授權、影音、樂器。我相信他們自己的公司，縱使沒有當年許文龍的奇美公司在中国的規模，但若五月天說自己要為上百個家庭負責，靠他們吃飯，我也不會意外。

這麼多年下來，在中国討生活，因而被中国脅迫要表態以求生存的範例，也已經很多。其中最經典的，莫過於 2005 年，在奇美公司多位高階幹部被中国扣押，強迫表態「支持反分裂法」的奇美老董許文龍。

但從 2005 到 2024 的現在，也已經過了 19 年，該學會的教訓，理當都學會了。不只是當事人，在台灣的一般人的期待值也不一樣。2005 年的許文龍可以被偷襲，但 2024 年還有人會被偷襲嗎？就在根本與高層政治無關的李明哲，都可以被當作殺雞儆猴的對象被監禁，身為公眾人物的人，身為在中国走跳的台灣人，誰會覺得可以倖免這種被中国共产党突逼表態的狀況？

任何人如果不想面對這種脅迫，就是要做幾件事：

如果這幾年下來，還沒有這樣做，若不是還沒轉移完成，就是覺得自己還沒賺夠。

當然，對生意人來說，永遠都沒有賺夠的時候，永遠都可以想「再幹一筆大的我就金盆洗手了」，所以，能看開，很不容易，但很重要。

五月天在出道的這 25 年間，有沒有充足的時間，在中国賺一筆非常大的，然後撤出？有。

但他們有沒有這麼做？沒有。

而且，五月天不是那些過氣藝人，也不是舔共藝人，他們持續在創作，也持續保持「對當代仍有意義」，他們也許仍覺得自己要做 Beatles。

他們在做出這些表態後，我們都先不論台灣人會怎麼想的問題，我想問的是，他們會怎麼看待自己？

在《瘋狂世界》的 MV 裡，五月天把一個看似是代表權威的人綁在椅子上，把他的嘴巴封起來，五個少年輕鬆快樂地唱著歌。

他們雖然一無所有，但看起來自信歡樂。

在老台語歌《為著十萬塊》裡，唱道「環境所害，所以不得已，墮落在煙花界，望老天保祐早日脫離苦海」。

在另一首歌《媽媽歌星》裡，唱道「因為我惦在歌壇，最需要是歌迷，人若知我有女兒，歲頭又這多，恐驚可比秋天的落花，名聲飄飄墜落地」。

五月天缺十萬塊嗎？人客已經講好，明天不用出勤了嗎？還是有個無情的郎君，害他們每日心肝亂紛紛？

在豪宅名車裡的五名中年，需要的，或許不是諒解，而是如何面對自己的良心而已。

當然，當年第一次聽到五月天的我，也早已不是高中生。

現在的我，是個政治人物。

我們公開講的每句話，都是政治價值的體現，政治文化的支柱。

如果我們自詡要讓台灣走向世界，那我們不就更不應該鼓勵鎖進中国這樣子的唯諾、苟且？

五月天也許有他們的「不得已」，但我們也有我們彰顯的價值的「不得已」。

我們要「不鼓勵」五月天這樣的言行，我們才對得起堅持根留台灣的人，我們才對得起每個努力把台灣帶向世界的人，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