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法國餐」和「法國餐」毫無瓜葛，正確的讀法是「戒嚴法」時代的「國餐」。「國餐」猶如「國術」、「國學」等用法。出此詞，其來有自。
據說，當年戒嚴時代，政治最大咖為標榜「清廉」，就下令要求所有官員與商人聚餐時，最多僅能三菜一湯，違者必究。
雷厲風行一陣子後，經查，果有成效，唯令人費解者，凡三菜一湯者，必為：
- 山藥炒木耳
- 有料熬鮮湯
- 回鍋肉
- 梅乾扣肉
政治最大咖百思不得其解，後經高人指點，始悟，此「三菜一湯」者，實乃：「藥（要）有回扣」之隱語也。是否真有此事，姑且聽之。然「飲食」在文學文本裡各司其職，有的儘管篇幅不多，卻隱有畫龍點睛之功。
以我看，日治時代台灣作家呂赫若 (1914-1951) 的小說〈前途手記 ─ 某一個小小的記錄〉就是極佳的一例。
在這篇小說裡，放蕩男林某進「咖啡廳」泡「咖啡」也兼泡女人就對照了被他騙稱要納為入室之妾的天真女淑眉進廟裡喝「香灰」（因為不孕而求神，但其實問題出在林某）。
相對於那個年代咖啡廳的「喝咖啡」之代表「前衛」與「頹廢」，「喝香灰」就這麼不經意地點出了彼時傳統女性無法擺脫「不能為男人生小孩 ─ 最好還是男孩 ─ 就沒安全感」這種魔咒的結果。
腹部終於日漸腫脹的淑眉並非懷了身孕，而是得了癌症，不但沒有孕出新生命，還送了一條命 ─ 小說裡還暗示病因可能是喝了太多廟裡的香灰或草根：『如果太過份身體會搞壞喲』。
這是喝的，還有吃的。整體來看，在直到二十世紀初，德語文學（其實是西方文學），勞工之被賤視及踐踏和馬鈴薯之賤幾乎可以劃上等號了。
梵谷那幅名畫〈吃馬鈴薯的人〉（1885）裡圍在桌邊陰鬱地吃著馬鈴薯的男男女女臉上都有個狀若馬鈴薯的鼻子，即是在為「賤人就是馬鈴薯」的勞動者發聲和留影了。甚至，好種也好養，量多又撐胃的馬鈴薯就成了當時工資便宜又人數眾多的勞工和窮人之象徵了。
遠景出版社出的《悲慘世界》的封面用的即是梵谷那幅〈吃馬鈴薯的人〉這幅畫，不是沒理由的。無獨有偶，Salaman 那本《馬鈴薯之歷史和其社會影響史》的內頁也附了梵谷這張畫。此外，在德國 1972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漢利希‧伯爾（Heinrich Böll, 1917-1985）的短篇小說〈霸雷客家的秤〉（Die Waage der Baleks）裡，村民的小孩放學後回家還得幫著削馬鈴薯皮，削下來的皮不能丟，得給大人檢查，看是否削得太厚。
事實上，這些被削皮的馬鈴薯就是暗喻被霸雷客家族「剝削」的全村村民。
以上簡證，「飲食」有隱喻功能無誤。而餐盤留白的部分若遠多於食物所佔的面積（盤子越潔白，留白效果越突顯），即產生「游刃有餘」的可能，並導出「從容不迫」的印象，此，優雅也。這是一種空間美學，從「高貴的 XX 人」來看，對照著「齜牙咧嘴」的「粗俗不堪」。
此刻，若有人想到，「番薯」和「台灣人」被設定的「沒文化」為何會聯結起來，就不稀奇了：因為番薯「泥濘不堪，凹凸不平」，而非「晶瑩剔透，凹凸有致」。這點，不是符合「外表」，而是符合「命運」，坎珂的命運。
此次有些媒體或群體強對某政治人物之「年夜飯」酸諷為「法國餐」，已到了窮極無聊的地步，實乃不得不令人懷疑，是否某些族群或政黨對「本土」政黨的刻意宣染印象就是：你們這個黨就是「粗俗」，就是和「優雅」無緣。一旦稍微「又優又雅」，就一定非超譯為「民脂民膏」不可！
再往下想，不就是：你們只有當順民的份，哪有資格治理這個國家！？再接下去，不就是「寧與外人，不予家奴」的寫照？再往下拉，不正是那位「皇復興」將軍的真心話：「寧願給中國統一，也不讓⋯⋯」
這些也解釋了，為什麼台灣人以「民主和自由來進化國家」的成就再怎麼受到國際社會的讚賞與珍惜之際，有些人、甚至政黨和老共卻是眼裡所見永遠是「台獨」！這不夠，還要聯手共同打擊它呢。
就此看來，這餐年夜飯，根本不是「學了法國」，而是「犯了國法」。
以上所舉文學或繪畫的例子皆順手拈自我 2014 年的一篇研究發表：從天堂的禁果到地底的馬鈴薯：淺論「飲食與文學」
刊於《飲食與文學 – 世界文學論集》(聯經，2014)。手頭所留資料未存頁數。
原文出自謝志偉粉絲頁，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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