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我在百貨公司的周圍看到了喧鬧的人群，幾個月之前疫情嚴重時無法出門，空蕩蕩的街道現在擠滿了人群，人們在餐廳和電影院排起長龍。在我的口罩面具之後，我毫無表情繼續走上回家的路。
三級警戒打亂人生的規劃，小小孩因為隔離之下的遠距教學，提早接觸了網路、電腦和手機，開始手遊成癮，原先規劃的歐洲幾個月的短期進修，也因疫情的遙遙無期被迫取消，甚至父親在最嚴峻的時候重病身亡。
因為疫情世界死了很多人，許多人生活產生嚴重的改變，無法出國旅行，隔離焦慮和抑鬱產生困擾。雖然有疫苗，好像開始看到漫長隧道盡頭的曙光，但沒有人知道世界何時可以恢復正常。
尤其在這段期間重病的父親，一個人在台大醫院歷經了人生最後的階段，對於他的病情，我不止一次地感到內疚。是否有幫他找到最好的醫生？給他最妥善的治療？但這種內疚於事無補，就如同斯多葛學派所說：所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今天都可能會發生。我曾經跟父親講卡繆的話：重要的不是治癒，而是帶著病痛活下去。但帶著病痛活下去真的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嗎？
道德內疚喚起個人的良心，即使在災難之下，每一件事都取決於個人的判斷。無法否認地我的成長過程充滿痛苦，負面的能量是前進的動力，罪惡感更是日常無法抹滅的心理狀態。
我很容易理解並不是每個人都會經歷或選擇陷入內疚，該發生的一切都會發生，這是一種隱藏在決定論背後的誘惑，一般人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否認自己的責任。
責任本身源於承擔，內疚是責任的一種功能，只有當我們以某種方式對不當行為負責時，我們才有罪，但它也依賴於意識，也就是說，一個人需要真正意識到或承認他們有能力、不作為或做錯事，才會感到內疚。
決定論之外，讓自己好過不產生內疚的另外一種方法就是推卸責任，那是別人的責任，政府的責任，媒體的責任，甚至是酒精或小弟弟的責任，而我自己一點都沒有責任。
多少高舉道德良心大旗的領袖，受到鎂光燈和榮耀的眷顧，掌握避免自己內疚的精髓，像地底鼠王一樣在地下污水溝裡稱霸，令人感到羨慕。
我們傾向於利用回顧的鏡頭來審視責任，就像我在散步時看到人群所想像的那樣。反省和回顧所帶來的痛苦與內疚可以幫助我們開闢一條通往積極、自我肯定的道路，重振我們的意志和行動。
今年又快要結束了，許多人也在規劃新年的慶祝活動，追求個人的快樂是現代世界的潮流，但讓自己產生內疚和責任的思考其實並不是一件壞事。是否陷入憂鬱，行動是最主要的關鍵。想想自己之前許多螳臂擋車的行為，並不是為了社會或別人，只不過是為了自己在將來的日子裡，不陷入內疚和責任的懊悔之中。
禮拜六去投下四個不同意吧！
原文出自李忠憲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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