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對台灣人的最大影響之一，就是思想的解禁，而思想的解禁是多面呈現的，其中之一就是在「語言」。
我指的還不是「方言」的解禁而已，我指的更是「語言」本身的解禁。
譬如，解嚴後出生的台灣人（簡稱「解嚴人」）和飽受過戒嚴驚嚇的台灣人（簡稱「戒嚴人」若同時看到「憲」這個字，解嚴人會先想到「憲法」，戒嚴人則比較會想到「憲兵」（戒嚴時代，可以抓平民的）。
若看到「臨時」，解嚴人會想到「臨時停車」或「臨時廁所」，但戒嚴人則仍不由會想到「臨時條款」。
戒嚴人看到「黨」，會眉頭深鎖地想到「中國國民黨」，解嚴人就比較可能嘻笑怒罵地想到「狐群狗黨」。
看到「選舉」，很多解嚴人會想到「集體返鄉投票」，但是不少戒嚴人仍會餘悸猶存地想到「老 K 集體作票」。
這些，非人性原本如此，實乃人為環境使然也。猶如父親看到兒子說要單獨出去闖天下，會期許兒子「身懷絕技」回來。
但若女兒也說要單獨出去闖天下，則父親可能會擔心女兒「身懷六甲」回來。
這點，我承認，可能太武斷，也可能政治不正確，若然，請見諒。
當然最特殊的，可能是「蔣公」這個概念。解嚴人不是說「老蔣」，就是說「蔣介石」或「蔣中正」，或甚至是「蔣光頭」。但是戒嚴人，當初，至少在公開的場合，都必須說「蔣公」或至少「蔣總統」。等他逝世後(之前還真的有不少人偷偷地在等他去世)，則還要「先總統 蔣公」。
不管生前死後，「蔣公」前面還要空一格。空這一格是有學問的。那一格與其說是「敬」，不如說是「警」。其空間象徵的不僅僅是「遙不可及」而已，它同時也有「遙不可擊」的現實禁忌和防範功能。
這種遙不可及／擊的震攝效果，就變成不能開它的玩笑。因此，解嚴前，再怎麼頑皮的小學生在用「先後」造句時，都不可能寫出像「先總統蔣公後來死了」這樣的句子。
戒嚴時代，固定的，尤其是嚴肅的詞彙和永遠的黨國一樣，皆不容變動、不容質疑。
不懂沒關係，照著用就對了。這些，有沒有例外，有，但那是黨國體制的專屬權利，例如。「台獨」兩字，他們就可以任意扭曲為「台毒」。由於這種戒嚴教育，民進黨吃的苦頭可真不少。
我甚至想過，一個人若是從小在家裡看到的是「全桌最大的是碗公」，上學後，聽到「全國最大的是蔣公」，應該是很容易接受的。
當然，我也必須指出，有些語言禁忌是非政治的，我能想到的例子就是：遮雨的器具統稱「雨具」，但遮陽的器具就不好統稱「陽具」了。
但是，無論如何，有些概念，再奇怪，我們也一定要學，如「播遷」這個動詞。我至今還沒聽說有任何一個戒嚴人能夠拿「播遷」這個動詞來造出「播遷來台」以外的句子。
另外，有些概念則一定想盡辦法不讓你接觸或認識到。1982 年秋天，我以德國政府交流總署（DAAD）獎學金負笈德國攻博士。那一年我 28 歲，出國前，沒聽過「228」。「白色恐怖」也是到到德國以後才知道。
我在波鴻魯爾大學（Ruhr Universitaet Bochum）上課的第一天，就被教室裡的「師生關係」驚嚇到。教授在前面講課，學生，男男女女，則有的在捲煙絲，有的在打毛線。
更讓我驚恐的是，學生竟敢和教授大小聲，而教授卻心平氣和地和他們一來一往。後來，我才發現，不是他們在大小聲，而是我在大驚小怪。
討論、爭辯在此地課堂上是常態且必要也。老教授要贏得尊敬，就要拿出本領，而不是只靠頭銜。要同學發問，不是閉嘴，才是正辦，正是「師者，所以傳道、授業、攪惑」也。
在教室裡的課堂上，我看到如此的「師生關係」，然後在宿舍裡的電視機前，我看到德國同學在國會大學時辯論、批評、力挺在野黨或執政黨（兩者於我都是新名詞）。大概一學期沒過完，我腦袋就已經沒有「蔣公空一格」的禁忌了。
有一天，可能蔬菜吃太少，我在馬桶上坐了很久。忽然，靈機一動，我腦袋裡浮現出一個歇後語：「蔣公便秘——中正不痾（阿）」！
第二天，我到大學的學生食堂裡把這個自創歇後語講給台灣學生及為數不少的中國老中青學生（那時，中國剛開放公費留學），每一個人都笑翻了。從此，我的戒嚴禁忌開始一一解除了。
我開始相信，外來政權不是台灣的宿命。而是台灣的宿便。若是宿命或將難免，倘是宿便終必可排。
禁忌解除，先從語言開始，從此我絕不再說「蔣公」，尤其在我認識 228 及白色恐怖之後。總之，我到了德國後，開始從被戒嚴黨國控制的「任由人」轉為「自由人」了。
我為什麼會想到這些？
因為，這一陣子我看到「刪 Q」和「顏輸基」這兩個罷免和反罷免的對立概念。
我知道，「刪 Q」來自於「3Q」，「顏輸基」（鹽酥雞）則是來自於「顏家輸給基進黨」，都是解嚴後的現象，原則上，都是自由民主體制下的產物，都是語言的活潑使用。
但，這場「罷免」及「霸免」只是單純兩個年輕人的對抗而已嗎？沒有前因後果？「罷免」那一方若是「免爸」，能有勝算嗎？而那個「爸」有多「霸」？
兩個年紀差不多的年輕人對幹，結果存款四百萬的那位被光是現金存款就好幾千萬，不動產十幾/幾十座，BMW 兩輛，保單三十幾張的那一方質疑「四百萬的錢從哪裡來？」。
然後那個戒嚴黨不但倾全黨之力，還搭配中國共產黨圍毆之？就因為 3Q 的台灣意識惹他們厭？
「抗拒從顏，坦白從寬，永恒輪迴」？
我就不相信，媽祖如果下去看一下，還能和「顏」悅色地看得下去！
或是，我們這麼問，台灣解嚴了，而中二區「解顏」了嗎？
有媽祖護身，再加上戒嚴黨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這裡誰說了算？當初的戒嚴黨在全台灣不正是如此？3Q 不就是那個突破禁忌衝進「戒顏」區的「解顏人」？！
孤身奮戰的 3Q 讓我想到一件事：
昨天，連任的德國國會議員 Frank Müller-Rosentritt 一大早就來簡訊，確認約了下周新國會一開議就碰面的時間。
Frank 是即將參與組閣的自由民主黨（簡稱自民黨，FDP）選前幾位聯名並成功在黨代表大會裏通過將「一中政策」從競選綱領中拿掉的國會議員之一。
他曾訪問台灣，對台灣的自由民主念念不忘，而對中國武嚇台灣則耿耿於懷，是我這趟出使德國後，這些年來結交的好友之一。
去年疫情期間，Frank 邀我和自民黨的年輕人視訊演講談「自由」和「台灣」，我當然也答應了。非常愉快的經驗！
在那一次的演講裡，我以足球賽裡的「Libero」聯結該黨的簡稱「Die Liberalen」作為開場白，兩字都以「自由」（“liberty”）為基底。
傳統足球賽裡的「Libero」指的是敵方大軍壓境時，後衞裡面扮演最後一個力挽狂瀾的鐵衛，他一旦失守或惜肉，球門十之八九危矣！
扮演此角色的人為何叫「Libero」呢？「Libero」就是「自由人」的意思，但這裡的「自由」指的是，他沒有特定的防守對象，但凡每一個殺近球門的對手就是他挺身防守的對象，所以英文叫「sweeper 」，中文叫「掃把腳」。從而，「自由人」的「自由身」其實是「奮不顧身」的代名詞。
接著，我告訴這些德國年輕人，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就是一場「台灣人從『任由人』（Abhängige)轉成『自由人』」的過程！
因為，唯自由人才有自由身，有了自由身，才可能為這塊土地奮不顧身。
如今，我強烈地感覺到，陳柏惟就是那個具有十分象徵台灣的「自由人」，那個如今奮不顧身抵擋著中國共產黨聯合戒嚴黨以 千軍萬馬之勢反撲的 Libero。
我人遠在德國，否則早就撲進「戒顏區」支援「3Q」去了。為什麼？因為台灣「自由人」不能讓台灣「自由人」孤單！就這麼簡單。唯自由人能飛翔，小英總統這麼說。但不能讓「戒嚴黨」加共產黨扯後腿，才飛得起來。
我在柏林挺柏惟。
原文出自謝志偉粉絲頁，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評論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