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因應全球暖化，各國紛紛提出了淨零碳排的倡議，而台灣也沒有置身於國際之外，在今（2021）年的世界地球日（4/22），蔡總統表示台灣亦正規劃於 2050 年達成淨零碳排。然而，減碳乃至淨零碳排不能僅靠政府自身的努力，還必須仰賴企業的參與才是在全球化社會中達成永續的關鍵。
企業使用綠電是世界趨勢
近年來，許多企業因認知到了自己對全球暖化應盡的責任而加入 RE100 行列，承諾於 2050 年成達成 100% 的綠電使用。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國際大廠如 Apple 和 Google 等企業亦是 RE100 會員，這也進而帶動了其供應鏈對綠電的需求，蘋果的供應鏈台積電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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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從這一年多台積電已買下國內約六十萬張的綠電憑證來看，製造業對綠電的需求已不言而喻，就更不用說市場上還有更多在喊想買綠電買不到的廠商了。未來，台灣將有大量綠電來自離岸風電，因此勢必將有大量的製造業會需要使用風電，而後續這些供應鏈廠商如何獲得風電也將直接影響到其未來於國際上的競爭力。
開發商與企業簽署CPPA是國際趨勢
實務面上，綠電的取得方式因各地的電力市場而有所不同，主要可區分為自由電力市場及非自由電力市場。自由電力市場在已開發國家相當普遍，亦即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電力的供應者，如日本、美國等。而在自由電力市場中，企業為了取得綠電，直接與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直接簽署 CPPA 購買綠電更是相當常見。事實上，企業，尤其是因為有資料中心而有大規模用電需求的大型公司，直接與發電業者簽署 CPPA 除了能夠確保穩定的綠電供應來源，降低不確定性外，也有助於其穩定收購綠電的價格。舉例來說，本（8）月 10 日，微軟與沃旭與簽署了位於美國德州預計將於 2022 年第二季併網的 430MW 太陽光電場的 PPA 就是個相當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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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台灣，在電業法修法後，綠電得以開始直接售予用戶，也為台灣的綠電市場開啟了新的商業模式。以離岸風電為例，自潛力場址起，台灣的離岸風電便已有了競價風場的出現，而沃旭也在去(2020)年將其當時得標的競價風場與台積電簽署了為期 20 年的 CPPA。
這個舉動除了實際應證了綠電對於台灣製造業出口的重要性外，也顯示出了台灣正在邁向電力自由化的過程。
台灣已有適合CPPA發展之環境
事實上，台灣的餘電躉售制度恰好也提供了適合 CPPA 發展的空間。實務上，就算與企業簽署了 CPPA，餘電還是可能會在兩種情形下產生，首先，由於再生能源發電業者所發出的電並不會隨時等同於企業所需的用電，因此便不能保證所有發出的電力都能夠被售予企業，亦即會有企業不需要的餘電產生。再來，並非所有的 CPPA 的年限都會涵蓋整個再生能源案場的發電生命週期，因此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可能會與多於一家企業簽署 CPPA，而在這些 CPPA 間就可能會有空窗期的產生，也意味著將產生無人收購的餘電。
前述兩種情形都將為再生能源發電業者的財務帶來顯著的不確定性，但在台灣，由於餘電躉售制度，這些剩餘的綠電將被台電以一定的價格收購，可說是為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帶來了每度電都能賣出的保障。而這為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帶來的額外保障也提升了未來離岸風電在區塊開發低價，甚至零元競標的可能性。
區塊開發應採適合CPPA發展之制度
從上述的趨勢不難看出綠電對於企業的重要性以及台灣現行的電力市場是否適合發展 CPPA。那麼，對於台灣未來 10 年，總開發量將達到 15 GW 的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是否應採鼓勵 CPPA 發展的制度呢？相信就以讓企業負起應負的責任這點，答案是肯定的。再生能源發電業者與企業直接簽署 CPPA 除了是國際趨勢外，相較於與政府以固定費率直接簽約 20 年，與企業簽署 CPPA 更能反應出當時綠電的市場價值並讓企業付出應盡的環境及社會成本。目前在台灣，離岸風電開發所需擔負的成本如權利金與租金已遠低於其他國家，因此，以降低競標價格上限的天花板來鼓勵 CPPA 的簽署才是讓台灣不管是企業還是開發商負擔其應負的環境和社會責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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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低價競標也將考驗開發商的 CPPA 談判能力、自身財務的穩健性及成本控管能力。身為離岸風電市場龍頭的沃旭，早在 2017 年便與 EnBW 以零元標下了位於德國的風場，而在 2018 年，Vattenfall 也以零元標下了荷蘭的風場。從前述例子，不難看出低競標價格上限將可以幫助台灣篩選出真正有實力，對發展離岸風電有利的開發商。
在預期未來台灣對於綠能的需求將大幅成長，且現在綠電市場已供不應求的狀況下，相信未來只要綠電能發得出來便不需要擔心會沒有人買。
而在台灣建置再生能源，尤其是離岸風電建置的路上更是不能只靠政府，同時也需要企業與開發商一同努力。因此，透過盡可能的壓低競標價格，鼓勵企業與開發商直接簽署 CPPA，才是在台灣這種需要電力平穩化的社會中讓企業盡社會責任的永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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