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論壇》農業即政治：香港農業與主權的消失

本文作者為王章逸，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反送中運動自六月密集遊行至今，已經演變成武警濫權的荒謬發展。北京的極權專制催淚香港，一國兩制從神話變笑話。看著港土在瓦斯瀰漫中流淚、槍彈棍棒中流血，身在台灣的我們心裡難受，無力感也時常氾濫。香港資訊轟炸下不禁去想：在台灣的我們能夠做什麼？作為一個農議題的 NGO 似乎與主權議題無干，然而從農業與糧食的蹊徑檢視中港關係，或許能夠讓我們知道「中國因素」如何在農糧議題發酵。

香港並非無農之島，過去曾有八千公頃的稻田，然而在都市化侵併農業土地、中國低價農糧傾銷的過程中，農業大量消亡，稻田的黃澄已然絕跡。滅絕的過程如何發生？這篇文章將簡述香港的農業史，港都農業的衰敗即是去鄉土的過程，也是中國併吞的失主權過程。

英國殖民時期：糧食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二戰結束、香港重光，英國恢復對港的統治。戰爭紛亂在重光後仍然持續，為了穩定糧食配給，港督實施了九年的糧食配給制，也在 1946 年成立蔬菜統營處。透過蔬菜統銷，除了掌控糧食系統，也解決中間人剝削農民的問題。面對大量偷渡的內戰難民，港英政府鼓勵他們居住在新界一帶，這群「非原居民」的農業技術及勞動力，成為提供港島糧食的主要來源。

港英政府積極經營農糧系統的原因，不外乎是為了穩定局勢。中國內戰、越戰、韓戰相繼夾殺，不僅往中國的水路不通（1950 年中共於香港附近水域駐軍，甚至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向航道的船隻開火），韓戰期間聯合國也對中共實施禁運。原本倚賴的轉口貿易業務只得停擺，此時香港宛若孤島。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香港開始發展工業，新界的農業成為穩定市區（九龍／港島）發展的重要基礎。儘管依附於工業化與都市化之下，香港的農業獲得穩定發展的平台，此時期堪稱香港農業的黃金時期。

無論是統營制度還是新界農業區的扶持，都是港英政府便於統治的政治作為：「港都政府著力改善新界農民生活，在政治利益來說是划算的。事緣戰後香港，特別是新界人士對英國敵視的情況廣為滋長，⋯⋯另一方面重要原因是『共產主義』的代理人或同情者的煽動。⋯⋯而有效擊倒這種敵視態度的，就是具體改善農民的生活（註1）。」糧食系統的供應不僅是為了穩定社會秩序，更是防止境外勢力的滲透的基礎。

農業之衰：都市化與糧食貿易

農業的戰略價值終究在國際情勢平緩與都市化的壓力下衰敗。80 年代起大量中國農糧傾銷香港，雖然減輕港島的糧食壓力，同時也揭示港英政府在農糧政策的鬆手。此舉導致香港的農業收入降低，新界的居民大量往都市求職謀生。除此之外，為了處理都市的外溢人口，政府藉大量徵收農地建設新市鎮。在棄農從商與內部人口壓力上升的雙重擠壓下，香港農業開始走向衰敗。

1983 年著名的「生發案」（Melhado Case）是當時農地的消敗最好的例子。1972 年葵涌一號貨櫃碼頭落成，為了應付貨櫃物流行業的需求，大量新界農地轉為貨櫃儲放或者停車場使用。在香港的土地管理辦法中，規定在官契上注明農地者，必須提出更改申請並徵收費用後才能將農地轉作他用（註2）。1981 年「生發地產投資有限公司」（Melhado Investment）租借農地擺放建築用的鋼枝，政府拒絕該公司用途更改的申請，兩造因此對簿公堂，最後政府敗訴，農地限用辦法在判決下失效。自此之後，農地用作停車場以及儲物用途者日漸增加，根據政府的調查，1983 年儲物場有 586 個、276公頃，十年後暴增至 1453 個、362 公頃。

農業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節節敗退，1963 年廢耕的農地僅有 995 公頃，1983 年已經爆增至 4,110 公頃（註3），二十年間農地面積也減少約四千公頃。即使日後港府相繼提出「農地復耕計劃、信譽農場計劃、有機耕作轉型計劃 」等措施，在都市化的人口膨脹以及糧食貿易大開的情況下，香港農業只能走向消亡一途。

大開發時代：農村成為統戰戰場

九七回歸後，深港兩地的互動更加密集，中共藉經貿進行統戰的討論甚囂塵上。新界處於中港之間，農村的開發正巧成為中共消磨香港主權的最佳戰場，從菜園村高鐵徵收事件以及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兩個開發案中，可以看見中港兩地在主權議題的掙扎與吸納。

2009 年港府通過「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案件，建成後香港進入中國的高鐵網絡。由於菜園村位於高鐵的列車停車側線及緊急救援站，必須全村拆遷。菜園村村民組成「菜園村關注組」進行抗爭，訴求「不遷不拆」。高鐵的本質即是拉攏與統治，菜園村的反徵收抗爭除了土地正義的價值爭取外，也成為港人反抗的破口與爆點。2010 年「80 後反高鐵青年」透過苦行、絕食表達訴求，上千名港人包圍立法會大樓，反對高鐵的霸道與不妥。最終，2011 年菜園村夷平，村民另建菜園新村、重建家園。不同於台灣的反徵收抗爭經驗，菜園村追求的不只是土地正義，同時也夾雜對中共浸潤式入侵的反抗。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則預計將古洞北、粉嶺北和坪輋／打鼓嶺的農地劃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作為住宅與商業之用。該開發計畫原先於 90 年代即有討論，但碰上香港經濟的衰退擱置，直至 2007 年才又開始進行計畫。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以舒緩香港住宅壓力為目標，預計可以提供 172,300 人居所。然而此開發案不僅有徵收農地的爭議，對港人而言更是中港融合的實質展現。時任特首梁振英受訪時表示：「邊境禁區，我提的政策特色是甚麼呢？就是說內地居民，進入這個邊境禁區免簽證」。

從菜園村及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兩個案例中，可以看見農地的徵收與開發已經不只是經濟與環境保護的價值衝突，「中國因素」無所不在。由於農村在地理位置上處於中港之間，是中港融合首當其衝的地區，農地保衛也成為另一個統戰的戰場。

催淚香港，從農業思考護台抗中

歷史是一面鏡，透過香港的農業史即映照農業與主權的關係。過去港英政府藉農糧體系穩固主權，站穩戰後的統治也抵抗中共的覬覦。而後開放與中國的農糧貿易、都市化導致的農業消滅，讓港島高度依賴外界的糧食供給，過去建立的糧食自主宣告不治。最後，農村成為中版紙牌屋上演的舞台。農業讓人與田土相連、農村則是小型的共同體想像，在中港融合的終極目標前，農業與農村的鄉土性成為中共眼底容不下的沙。

目前香港的常耕農地面積只有七百公頃左右，蔬菜自給率在 2%上下徘徊，稻米自給率更近乎歸零。港中在經濟與貿易的依存早已讓他們成為某種共同體，不難聽見：「中國餵養香港」的言論。試想，如果保有部分糧食生產，保留農地為農的價值，提高糧食自給率，是否現時討論香港主權、抵抗深港融合時，可以有更多談判的基礎與籌碼？資源即權力，保有資源就是去中央化的門徑。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香港的農業史或許就是明日台灣的農業史。中國滲透台灣鄉村、惠台式大量收購農產品，都是對台灣農糧系統的侵略。儘管現階段糧食進口主要來源並非中國，然而貿易就是政治，賠本也要政治性採購農產品的中國之心，路人皆知。

中國崛起的此時此刻，提升糧食自給率，等於提升國力與戰力，鞏固國家主權；農產品過度依賴中國採購，等於吸食中國牌鴉片、自毀農業競爭力。催淚香港，我們能做的就是護台抗中，實際行動除了票投正確候選人，從農業的角度思考，改善農業的生產環境、增加糧食自給率、吃台灣農產，這些都是撐起台灣主權微小卻重要的動作。

（註1）陳煜禮（2007），《香港農業合作運動－以蔬菜產銷合作社為例（1945－1997）》，香港中文大學，歷史課程博士論文。

（註2）新界的土地大多以集體官契（現稱集體政府契約）批出，其中一條規定是在沒有得到香港政府的批准前，不能在農地建屋及從事厭惡性的行業。

（註3）資料來源：漁農署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