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論壇》小林秀雄的政治哲學

本文作者為邱振瑞，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從任何視點來看，作家文藝評論家小林秀雄（1902-1983）是個奇才，他的一生波瀾壯闊，在文壇上有隆重地位和聲譽，在世俗社會裡，經歷過多次生命轉折，正因為這個生命特質，更加激發了我們的好奇興趣盎然地探究下去。但我們想追問的是，在戰爭的年代裡，一個作家用晦澀的語言明哲保身之餘，其真正的思想哲學還能走得多遠？

耀眼的生命軌跡

根據小林秀雄的年譜指出：1925 年 4 月，小林秀雄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科，同學中有著名小說家今日出海、中島健藏、三好達治等等。同月，他透過富永太郎的介紹，結識了詩人中原中也。同年 11 月，事實上中原中也已有女友長谷川泰子，由於小林秀雄經常造訪中原中也住處，因而與長谷川泰子互有情意，進而同居生活。1928 年 3 月，他自東京帝大畢業，正式開啟了文學的道路。同年 5 月，他隻身離家前往大阪，其後住在奈良，時常出入被尊為小說之神的志賀直哉（1883-1971）的家裡。這時候，他結束與長谷川泰子的同居關係，但是直到晚年，他仍然為背叛中原中也的事情深感內疚。

1929 年 9 月，他的文運亨通，以〈様々なる意匠（紛呈多采的創意）〉一文，獲選為《改造》雜誌徵文評論獎二獎，首獎為小說家宮本顯治的〈「敗北」的文學〉。在其後兩年，他在《文藝春秋》連載評論文章，從此確立了文藝批評家的地位。1932 年 4 月，明治大學創設文藝科，他就任為該校講師，講授日本文化史和評論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在此，我們不得不說文學影響力的無遠弗界，當初，小林秀雄忠實於自己的文學品位，深入探索杜氏的文學靈魂所得出的細緻文字，在將近六十年後的台北開花結果：1993 年 3 月，萬象文庫出版了小林秀雄《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論》、《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一生》的中譯本，由歷史學者李永熾先生譯出。到了 1933 年 10 月，小林秀雄與宇野浩二、武田麟太郎、林房雄、川端康成等文壇名家創辦《文學界》雜誌，使得小林秀雄的文學志業更上層樓。1935 年 1 月，他擔任《文學界》責任編輯，在刊物上連載《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一生》。1938 年 6 月，他晉任為明治大學教授。

昏暗時代等在前頭

然而，就在小林秀雄升任教授職銜的三個月前，上天向他做出嚴肅的考驗。《文藝春秋》決定第六屆芥川獎授與火野葦平的小說《糞尿譚》，小林秀雄作為文藝春秋特派員前往上海，把這個獎項頒給在杭州當兵的火野葦平。之後，他遊歷了南京和蘇州兩地，4 月返回日本。同年，他在《文藝春秋》5 月號發表〈杭州〉一文，在 6 月號發表〈蘇州〉見聞。不過，這些文章的內容，沒能通過內務省的審查，最終被責令必須刪掉部分文字。當年，小林秀雄被迫刪掉的文字，全收錄在《小林秀雄全集》裡，文章開頭這樣寫道：「據說蘇州的人口比戰前增加不少。那些竭誠歡迎（日本）皇軍入城的裝飾和布置已經退色，街上情況幾乎復歸平常的狀態了。一座像銀行般的石材建築物，其牢固的鐵門敞開著，上頭寫著模糊可辨的「慰安所」字樣。沿著石造扶手通往二樓的陽台上，可以看見梳著島田型髮髻、披著紅色長襦袢的女人，一面赤腳趿著拖鞋，一面吸菸俯瞰著塵埃遮目的行人（〈蘇州〉1938 年）。

因此，有評論家這樣判斷：當時《文藝春秋》已經付印完成，卻未能通過當局的審閱遭到刪除，主要原因為關於「慰安所」的記述，大約被刪除了 4 頁左右。在審查報告當中，出現類似「此文嚴重損及皇軍之威信」的評語。

可以想像，這是小林秀雄的苦心之作，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對待，他或許會感到憤憤不平。

然而，小林秀雄在〈隨軍記者的感想〉（1938）一文中，這樣寫道，「我刊登在《文藝春秋》上的文章遭到刪除，這完全是出自我隨興所致寫下，有點過頭了，所以不必追問原因何在，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服。」儘管如此，小林秀雄對於政府當局限制作家的做法感到不滿，他發表於《東京朝日新聞》的文章

〈從支那歸來〉這樣寫道：

我實在不能理解，政府當局為什麼把理應由國民對現場記述的重大事情交由記者處理，然後對此消極報導加以統制方可安心的做法。如果我是年輕的官員，一定會動員卓越的作家，對於日支事變（盧溝橋事件）做詳細報導。我認為，作家會願意接受這種動員，也樂於為國民報導。我在當地僅止停留一個月左右，但返回日本之後，滿腦子全塞滿許多見聞和感想，多得我說不完。

如前所述，是年 6 月，小林秀雄升任明治大學教授，10 月至 12 月，再次從朝鮮遊歷滿洲和華北地區。這次旅行結束以後，他對日本政府的做法感到有些困惑。於是，1939 年他分別在《中央公論》4 月號、發表〈疑惑I〉，在《文藝春秋》8 月號發表〈疑惑II〉；在《文學界》8 月號發表〈疑惑．疑問〉。當時，依照日本政府的移民計畫和國家政策，預計將 500 萬日本人移住到滿洲，獎勵 16 歲至 18 歲的青少年前往。11 月上旬，天氣非常嚴寒，低到零下 22 度，他參觀了大約有 1400 名左右的少年共同生活的「滿蒙開拓靑少年義勇隊孫吳訓練所」，他坦言道，自己不由得掉下眼淚。」

然而，情況並不如他想的樂觀，因為政府已經啟動了審查機制，那種直接批判政府當局的言論，似乎變得更加緊縮了，而這個因素必然影響其寫作態度，他的言說方式變得迂迴冗長。

換言之，他只能藉由「疑惑和疑問」的方式，表達其思想的最大底線。

例如，像這樣的說法，「對多數的（日本）國民而言，他們不曾到過那個國家裡，沒有正式宣戰就向他們開戰，同時在那裡建立新政權、文化建構和資源開發；並在自己的國內進行精神動員和經濟統制等事態，這是所有歷史所罕見的。這種事情再分明不過，但該事變的特色在於提供全新的面向，綜合其原因，這是不可思議之事，也是不易理解的。」

我們若從政治修辭學的視點來看，小林秀雄在言說中的多重轉折，正符合所有置身在恐怖國家的知識人，為了保護自身在「隱微和顯白」之間擺渡的寫作技法。

東亞共同體論的回聲

眾所周知，當時日本為了對抗英美兩國的勢力，高調宣揚要把東南亞國家從「歐美諸國的殖民地支配中」解放出來，提出以日本為主共存共榮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政治構想，在日本國內的確形成了強大的聲量，並視為「正義的伙伴」。然而，看得出來，小林秀雄對此政治理念保持距離，甚至對這構想發出了警告。約略統計，1939 年至 1940 年，小林秀雄發表了多篇批評社會的文章，在內容上儘量避免重複和贅述，在用語上則多所模糊其詞。可是他對於「東亞共同體」的政治論述，仍然有其理性的批判。

其一，「現今所謂的『東亞共同體論』，彷彿是眾口一詞、向書籍學來的知識，然後將歷史合理化，也就是合乎邏輯的論述。就此而言，不管是中國人、俄羅斯人、德國人，他們都有一套自圓其說的邏輯吧。但是到底何者為真？因為我們不應該從那裡尋求思想的正確，我認為，要把行為合理化，必須藉用思想作用；思想可以忘卻行為……」（〈學者與官僚〉1939年）。

其二，「不用說，我讀過許多關於東亞共同體的見解，不覺得格格不入，我也不認為有何新穎之處。至於這個原因，我思考了很多面向。所謂的讀不懂，應該是不得要領所致。一般而言，政治理論費解難懂，哲學只是故弄玄虛，文學作品枯燥乏味，全是因於這種性質導致，像這種令人不知所云的文章，一貫披上理論的外衣。不僅如此，它還有諸多藉口道理，向社會大眾擺出作為規範的姿態。（〈處世之道的原理〉1940 年）

其三，「例如，說到東亞共同體驗論，它隨著事變的發生，已經多次提及，旨在強調其理想性。有人提出新理想的論述畢竟是好事，可是三番兩次出現理路清晰、淺顯易懂的東亞共同體論，就令人有些感到不尋常了。在我看來，評論者必定是輕鬆自若寫就此文的。我所說的輕鬆自若是指論者把已知的理論和方法，巧妙地運用在對於新事變的解釋；用譬喻的話，『事變』就如同鮮魚一樣，他們善用方法這把舊菜刀來切剖『事變』這條魚，這樣處理起來，他們自然會感到得心應手。但問題是，安心使用舊菜刀的人，大概看不見魚的鮮度，就算有的話，也少得可憐，讓人不得不對此產生疑懼之感……」（〈事變之新〉1940 年）

在此，我們不難看出小林秀雄運用隱微寫作的技藝，對於東亞共同體論的觀點，提出理性的軟性批評或說模棱兩可，但細究其文章脈絡，仍然可讀出其埋得甚深的思想。

也就是說，他並沒有完全否定「東亞共同體論」這個國策方針，因而導致事變發生的事實。

對小林秀雄而言，所謂「事變」即為「值得迎受的試煉」，而「事變」之所以處置得宜，在於「國民團結一致」，由「一種異樣的聰明」所支撐，其最大根底就是（日本國民）的「愛國心」。也許，隨著戰局日漸緊迫的本質壓力，使得小林秀雄不能含糊其詞自身其外，而且必須正面和具體表達立場。他在〈事變與文學〉中提及，「事變愈來愈加險峻了，但是我們的國民團結一致，絲毫沒有亂了陣腳。我不禁推想，他們如此精誠團結，到底是出自什麼樣的智慧和力量呢？這絕不是出於日本民族血緣無意識的團結，而是長久以來由豐富的傳統文化孕育出來的，進言之，它是在明治維新後在激盪的西方文化影響下，所鍛鍊出來一種別具特色的聰明和智慧。」不僅如此，在論及更敏感的議題上，比如神風特攻隊的事情，更可以看出小林秀雄的政治姿態。

他在〈關於「神風」這句詞語〉一文中，不加掩飾地說，「神風這句詞語，絕不是我們隨興所致或憑空想像的產物，換言之，它是我們經由歷史錘鍊出來的利己主義，任何人都無法撼動它。如果，有人藉機減損『神風』這詞語，說它是一種狂迷，我不便反駁些什麼。事實上，他們應該從日本的文化根源上來思索這詞語。

在某種情況下，像個人性慾似的利己主義，亦可視為愛國心的表現。

只有這兩個會留存下來。而從那裡重新站起的時候，我們稱為『非常時期』。」

在生死存亡的年代，每個國家的歌謠都發揮著鼓舞民心的作用。「走吧，走吧，去運動！」這首歌謠就是例證之一。這首家喻戶曉的歌謠，由著名詩人高村光太郎作詞，飯田信夫作曲。毋庸置疑，譜寫這首歌謠旨在呼籲日本全體國民應該「多走路運動」鍛鍊身體。 1941 年 3 月 4 日，小林秀雄投稿《朝日新聞》，表達他對於這首歌謠的看法。首先，他一反常態表明，這歌謠聽來有些陰鬱和感傷，讓他無法得出更好的解釋。這是一首奇特的歌謠，我實在無法了解誕生於現代日本這種體質特殊的難以名狀的文明病……」研究者指出，小林秀雄可能為躲避書面審查，因而才以「讓他無法得出更好的解釋」作為藉口和遁詞。不過，由此看出，當時日本的極權主義風潮勢頭多麼強大，它總是不由分說地撲向知識階層的頭頂。正是這個歷史性的言論，使得小林秀雄二戰之後，備受文學界和反戰人士的批判，聲言對他追究戰爭責任，可謂是份量極重的指控。

思想魅力的根基

然而，當我們如此費力綜述小林秀雄政治與文學歷程時，似乎無法避開一個追問：擁有多重言說身份的小林秀雄，其思想著述到底有何魅力呢？否則在讀書風潮沒落的時代裡，為什麼又要探究他的思想位置呢？當然，每個作家有其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其評價的視點，很難得出共同的結論。日本文學評論家秋山駿，對於小林秀雄的評價很高，他說，每次讀完小林秀雄充滿哲思的文章，整個精神為之振奮起來，相信他同樣給讀者帶來智性的喜悅。文學評論家江藤淳甚至將閱讀小林秀雄的文章，譬喻他有如交響樂團的指揮家一樣，文章中散發著強大的音樂性，讓讀者更想閱讀其撰寫的〈莫札特〉這篇文章。另外，無賴派的健將坂口安吾，在其長篇隨筆〈教祖的文學〉中，對於小林秀雄的文學特質有深刻描述：

「對作家而言，作品不僅是寫的東西，作品還是生活。小林讀西行法師和源實朝的詩，就如同在讀他們生活留下的身影，對於必須通過他們的生活進行關注的地獄，小林也讀而感動了。/沒有思想和見解，再銳利的眼睛也等於有眼無珠，只是在看著事物的死相。/真正打動人心的作品，只有中了邪的造孽之人才寫得出來。宫澤賢治看到的藍天和清澈透明的風，在那種沒有思想和見解的銳利眼睛中是看不到的。/文學、思想、宗教都是普遍性的文化，這是它們的根本性質。/或許小林秀雄這個墜落物能依靠他『孤獨』的詩魂，將墜落視為自殺，吟唱出一首名為『虛無』的詩歌來。/他已經是文學教祖了。只有人才會看到地獄，但他們根本不要看什麼地獄，他們只要看花。」

這是文學家眼中所見的小林秀雄，近期來看，日本當代哲學作家池田晶子生前就表明深受小林秀雄的思想啟發，尤其小林熱衷伯格森的生命哲學，不斷思考自身的存在。更具體地說，池田晶子所著的『死と生きる 獄中哲学対話』（共著/新潮社、1999 年）『14 歳からの哲学-考えるための教科書』（トランスビュー、2003 年）『勝っても負けても 41 歳からの哲学』（新潮社、2005年）『人間自身 考えることに終わりなく』（新潮社、2007 年）『暮らしの哲学』（毎日新聞社、2007 年），可以視為對小林秀雄思想哲學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