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邱振瑞,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說到二戰前日本右翼思想家大川周明(1886-1957),我們自然會想起德國納粹時期的桂冠法學家卡爾・施米特,將其以之比較和批判,其思想在發動戰爭的法理性和正當性的影響力。進言之,當我們壓抑不住好奇心,試圖爬梳日本現代右翼思想譜系和天皇體制的源流,與戰勝國一同清算日本於二戰期間的戰爭罪責時,斷然無法繞過大川周明這號人物。也就是說,在這種條件制約下,我們似乎只有通過大川周明的思想作為文本,才能更加理解這場因思想影響與戰爭之間的關聯,讓大川周明暫時從定讞的官方史料中釋放出來,由我們再次進行詢問,說不定在思想的駁火中,我們可以得出別樣的答案。
思想家的奇異言行
關注東京審判過程的讀者,想必對大川周明於東京軍事法庭答辯時的怪異舉動印象深刻,因為那個畫面實在太震撼了。眾所周知,大周川明被列為甲級戰犯遭到起訴,同為前首相東條英機也是甲級戰犯,將來被送上絞刑台的對象之一。那天,大川周明坐在東條英機後面,身旁有佔領軍的官員護衛,而他卻突然站起身來,朝著東條英機的光滑禿頭上拍擊了一下。這個帶有暴力性質的舉動,立刻讓在場人士驚愕萬分。不用說,他旋即被制止並被帶離了法庭。然而,這事件發生以後,閱聽大眾開始懷疑,大川周明是否患有瘋癲疾病?否則怎會做出如此反常的行為?這次,他在法庭公審時猛然拍打東條英機的脫序行為,真的因於精神異常?詭異的是,後來經由兩名精神科醫生做精神鑑定,診斷他由於梅毒性精神病導致他的精神不穩定,大法官威廉・韋伯(William Webb)爵士(審判團主席)最終決定放棄了對大川周明的起訴。表面上看,拍打東條英機頭部風波,似乎已經平息下來。但事實不然,這反而引來更多揣測議論,有人認為,大川周明在法庭的怪異行止,並非精神異常使然,而是他維妙維肖的演技,甚至是一種詐病行為。《朝日新聞》前軍事記者中野五郎訪問過大川周明,他在其遺稿中這樣寫道:「他(大川周明)逃過了絞刑罪責,在那以後,被送往精神療養院強制治療。不過,他出院後卻公然坦承,以詐病伎倆逃過絞刑的制裁。就此視點來看,他的確是個足以驚擾社會的怪異之人!」
此外,當時還盛傳一則有趣的陰謀論:以美國為主導的東京軍事法庭審判沒有把大川周明判處死刑,其實是基於政治妥協的考量,因為美國害怕大川周明右翼學說的影響力,擔憂他在法庭上雄辯滔滔地提倡天皇體制,甚至抨擊美國侵略東亞的諸種惡行。果真如此的話,這等於給大川周明絕地反攻的機會,豈不是另類的顧此失彼。然而,真相到底為何,有待歷史學家抽絲剝繭地解開這段帶著傳說面具的祕史,好讓我們一窺究竟。
危險思想的起源
按照編年史來看,1907 年大川周明就讀熊本第五高等學校期間,因閱讀《平民新聞周刊》深受影響,而成為忠實的社會主義者。不僅如此,他還與後來被視為「大逆事件」的主謀幸德秋水、堺枯川(利彥)、木下尚江等日本社會主義的領軍人物互有往來。畢業之後,考取了東京帝國文科大學,主修宗教學和古典印度哲學,畢業論文為《論龍樹菩薩》(注:小說家坂口安吾就讀東洋大學印度哲學科,他和同學們經常舉行讀書研討會,閱讀梵文原文典籍,深受龍樹思想的影響。詳文參見:想想論壇「作為方法的坂口安吾」)。他具有語文方面的天賦,通曉德語、法語、英語、梵語和巴利語等。1911 年,他自東京帝大畢業後,進入參謀本部擔任薪酬微薄的德語翻譯員。大川自承,1913 年夏天傍晚,他散步到東京神田的古舊書店,遇見了亨利・卡登斯(Henry Cotton)爵士的著作《新印度》(New India or Indian in transition 1886 年,1905 年修訂版)一書。閱讀該書之後,他滯留在圖書館裡找來印度的相關研究著作,勤奮苦讀抄寫筆記。於他而言,這部著作無異於是他重要的政治思想啟蒙之作,透過卡登斯對於當代世界政治局勢的剖析,讓他得以感受到印度人民於英國殖民下的痛苦,進而激發出強烈的人道主義關懷,使他放棄原先抱持的社會主義思想,轉而支持大亞細亞主義和支持印度獨立運動。換言之,在思想言論之外,他更是劍及履及的行動派,與逃亡日本的印度獨立運動人士拉希比哈里.鮑斯等人來往。
正如大川周明所著《復興亜細亜の諸問題》(1922)一書序文中,指出的那樣:「⋯⋯ 10 年前,吾有出家遁世專心求道的想法,但現在,於拓殖大學的講壇上,講授殖民史和殖民政策,並與戮力學習東洋情勢以復興亞洲為己任的青年們有志一同,實乃一大幸事。輯入本書的諸篇文章,多半自大正 10 年《東洋事情》講義草稿修訂而成。然而,其後吾思考亞細亞所受之悲慘命運,實則應為亞細亞努力,尤其藉助印度至高的智慧,求得內在的精神自由,從而不落人後地認識並把握人性平等的偉大及其神聖意義和價值。吾等應恢復亞細亞原本之高貴,實現妙法於現世,成就獨一無二之大乘亞細亞,即需擺脫二元對立之生活,建立與國家社會生活、吾等精神理想相符之制度和組織。在現今階段,印度之研究著作甚多,盟兄滿川龜太郎之大作《被強奪之亞細亞》,廣泛探討亞細亞諸種問題,與數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本書之諸篇拙作,若能因此於日本國民心中激發和鼓吹復興亞細亞之大義,吾便實感欣慰。」
對於大川周明的亞細亞論述,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這樣評論道:「提及亞洲的論述,我們必然會想起其著述《復興亜細亜の諸問題》和《亞細亞建設者》這兩部著作。
雖然聯結亞洲諸國的反抗思想是件好事,但是稍有差池的話,即可能成為侵略行為,而大川周明已把自己推進了危險境地。
至於,其復興東亞的思想後來為什麼被視為侵略行為,有必要進行嚴肅的論證。」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不論是竹內好(1910-1977)的見解或者反對派的看法,他在這部論述裡,藉由詳細介紹英國對印度的政策、伊斯蘭國家及其亞洲各地的獨立運動,並認為那時正是亞洲國家為獨立自主奮戰的好時機,應該同心協力擊退西歐國家的殖民勢力。其實,這就是 36 歲的大川周明所展現的政治圖景。我們若沿著這個思路探析,不僅可認識其意識形態的源流,並預先看到他於二戰前為日本帝國為侵占亞洲各國所做的理論鋪陳。
日本精神研究和辯證
是年 4 月,大川周明進入「社會教育研究所」,積極推動「日本精神研究」的教育。根據大川周明的研究者大塚健洋指出,該部門講師由文部省和內務省官僚出任,大川周明是重要的講師之一。他講授世界文明史和日本精神研究。之後,該研究所出版了小冊子——大川周明《日本精神研究》和安岡正篤《東洋思想研究》,就是由課堂講義整理而成。
在大川周明認為,要改造日本這個國家,必須先改造日本人的精神,這樣才能依歸日本精神的起點。
因此,在講義當中,他向學員特別強調,應當效法橫井小楠、宮本武藏、織田信長、上杉鷹三、上杉謙信、源賴朝等歷史偉人,將其日本精神內化成精神深處的力量。質言之,在西化風潮熾熱的當下,這可使日本國民重新獲得自信,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有其重要的思想意義。翌年,大川周明成立「行地社」,奉行「則天行地」的崇古思想,但更重要的目的在於對知識階層的思想啟蒙,其綱領:「維新日本之建設;精神生活之自由實現;政治生活之平等表現;經濟生活之友愛實現;有色民族之解放;世界道義之統一等等⋯⋯」具有日本主義的濃厚色彩,而且還發行了機關刊物《日本》月刊。根據資料顯示,當時,訂閱《日本》月刊讀者將近 750 名,全盛時期發行量高達 3500 部,在右翼思想論壇發揮作用。
也許,人們不禁懷疑,在同為右翼思想的陣營中,難道不曾出現分歧和雜音?這種同溫層的爭論「革新右翼和觀念右翼」一直存在著。1926 年,右翼思想的兩大巨頭——大川周明和蓑田胸喜針對「忠君愛國」的核心意義,在《日本》月刊和《日本原理》上展開了激烈的筆戰。蓑田胸喜(1894-1946)的來頭不小,他在慶應大學預科大學和國士館大學擔任教授,在思想立場上,極具先見之明,極力反對赤化思想的滲透,批判共產主義的邪惡本質。因此,二戰以後,他被冠以「日本的麥卡鍚」和「民間思想檢察官」的稱號。正如政治評論家細川隆元指出,在當時的右翼陣營裡,大川周明和北一輝等人士,對於革新右翼和政治行動發揮著重大作用。進一步地說,蓑田胸喜畢竟是右翼思想界的天王,其言論思想等同於「國體明徵」的再現。大川周明就在〈日本及日本人之道〉一文中,批判那些意志不堅的「忠君業者 」。在他看來,「那些說真正要讓日本強盛起來,不外乎就是對天皇陛下極力效忠啦,軍人鍛鍊體魄啦,納豆小販要勤賣納豆啦、學者努力研究學問啦、畫家作畫的說法,乍聽來頗有道理,但實則牽強附會。忠君的本質在於,承認天皇乃是吾人生命之本原,如同信奉宗教一般。」對於大川周明的論點,蓑田胸喜卻以駁斥,在他認為,大川周明的說法過於獨斷,因為忠君和愛國原本同為一體,不可割讓或劃分。所謂 「忠君」只能通過天皇隨順神之旨意,如此吾人方能於靈魂深處敬奉天神。在這裡,蓑田胸喜指的「神」,即與「天」同等的抽象概念。
在那以後,大川周明與蓑田胸喜的右翼觀念之爭並未止息下來。1939 年 7 月,隨著大川周明出版《日本二千六百年史》(第一書房),他們又展開了另一輪論戰。此書出版的時機很巧合,適逢神武天皇建國二六〇〇年,因而吸引國體明徵的支持者和讀者們購買,總銷量高達 50 萬部,登上了當年的暢銷書名榜。然而,由於該書內容有若干「不敬」之處,同年秋天受到了批評,翌年 2 月,「大日本新聞社」的宅野田夫和「皇道日報社」的土屋長一郎,聯名向東京地檢署檢舉大川周明的不當言論。蓑田胸喜也著書《呼籲大川周明之學術良心》,批判其論述國體、道元、源賴朝和明治維新等觀點。順便一說,大川周明明這部愛國的異端之書,從出版後可謂風波不斷,在二戰後,由美國佔領時期亦列為查禁的對象。而且,在該書中凡是涉及政治神權的敏感段落,全數遭到刪除。不過,該書於 2017 年重新出版,原先刪除的段落均恢復原文。
看得出來,大川周明似乎不畏於各種批判,繼續往他的右翼思想之路前進。在日美交戰方酣時期,他出版了《米國東亞侵略史》(1942)一書,的確為當時許多愛國的日本人帶來了鼓舞,日本民眾無不為其書中,「⋯⋯太陽(日本)和星星(美國),絕不能同時在世界史的天空中閃耀爭輝,而最後命運即太陽必然上升星星下沉⋯⋯。換言之,日美之間的戰爭勢在必行;而且在這場戰役中,日本必須贏得勝利⋯⋯」提及的豪言壯語所吸引,為其激揚的愛國情操血脈沸騰,這無疑又是文字力量的擴張展現。同年8月,他出版《回教概論》(慶應書房)一書,這個辛勤付出獲得其業師姉崎正治(夏目漱石與姉崎正治有書簡往來)的肯定。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聯想,大川周明天生就具有危險的心靈,加諸師長同儕的激勵和學問累積,才使得他在日本近現代政治思想史中,受到持續不斷的討論。
寧靜安樂的晚年
正如前述,大川周明於東京審判法庭上發出怪聲,並拍打東條英機頭部的異常舉動,因而被送往美軍第 361 醫院收容,經由東京大學精神科主任內村祐之博士和美籍軍醫 Daniel S.Jaffe 診斷,確定因罹患精神疾病而予以不起訴處分,並住進了東京都立松澤醫院治療。1948 年這段期間,他完整譯出《古蘭經》,堪稱首位迻譯《古蘭經》的日本人。大川在書中序文表明,他不諳阿拉伯語,因此其譯文綜合參考中、英、法、德四國語言譯本而得。但不無諷刺的是,大川周明如此對於獻身學問的勞作,最終卻成為他完全獲釋的關鍵因素。1950 年 10 月,他出版了《安樂之門》一書,彷彿又回歸古代宗教的神秘思想,「道乃天地自然之道,講學之道乃敬天愛人,克己修身也。」嚴格來講,這是西鄉(隆盛)南州的遺訓,旨在發揚超越民族和人種的普世價值。1953 年,他為了振興日本的農村,下鄉遍訪各地,試圖再次展現其復古革新的精神,將沉寂的日本從絕望中拯救出來。
然而,不論是危險至極的心靈,或者是救世為懷的心靈,它們終將走向死亡的終點。
1957 年 12 月 24 日,曾經在激盪不安的年代裡叱吒風雲的右翼思想家大川周明,於神奈川縣愛川町中津家裡辭世,享年 71 歲。只不過,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一個飽受爭議的人物,不論是生前或死後,注定成為所有歷史學家的批判材料,成為官方依其政治立場以釋義的文本,更幸運的話,就是走進小說家編織的世界裡,再次重生和精神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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