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費加洛報近日訪問漢學學者高德蒙（François Godement），他說，認為中國會「無可避免的民主化」的想法，是 20 世紀末最大的錯覺。
配合中國共產黨建政 70 週年的日子，費加洛報（Le Figaro）訪問法國智庫「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亞洲事務顧問高德蒙。
他說，中國政體在歐洲共產主義解體後存續至今，仍吸引很多人，甚至在意識形態上也是如此，只要經濟有成長，只要說辭還是為了大眾利益那一套，中國共產黨就會有支持者。
高德蒙表示，共產主義是做為一套統治、排列優先順序及做決定的制度被構想出來的，而不是一套集體分享財產的制度，「沒人喜歡腐敗和濫權，但中國人害怕混亂，所以還沒準備好擁有其他選項」。
他說，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最離奇的監控人民系統，分兩階段，一是來自前領袖毛澤東的「毛主義」，也就是群眾路線、以黨的強度和存在感來控制人民；二是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透過掌控數位科技和對人民採取任何形式的監控來執政。
費加洛報記者詢問，西方世界長期以來都認為中國的發展會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民主化，習近平是否決心走向另一個方向？
高德蒙說，「不可避免的民主化」的想法是 20 世紀末最大的錯覺，這曾是個涉及利益的想法，因為外國投資人利用中國勞動力及遷移工廠賺了很多錢。但改革運動和走向市場經濟的進程在習近平執政前就逐漸中斷，並在他於 2012 年上台、轉向專制後變得更明顯，同時個人自由空間縮減，要人民比 10 年前更認同黨。
至於習近平是否決定扼殺香港的「兩制」？高德蒙認為，「香港就像台灣，是華人專制政治文化不存在的證明」，台灣是全球最民主的政體之一，有議會制和完全自由的資訊；在香港，政治示威也到達前所未見的程度。香港人民的擔憂是針對未來，也就是到 2047 年之前制度及生活方式不變的承諾。
他說，「一國」是中國政體正當性的基礎，「一制」則比較可以討論。他引述一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的說法表示，在香港的例子中，中國在邊境保留一片資本主義土地是有好處的，但縮減其他香港制度的特色一定是過渡期終結的目標，例如政治或司法自主能力。
記者再問，中國軍事預算大幅增加，是否試圖提高嚇阻程度，好讓任何人都不敢挑戰中國，尤其是在台灣？
高德蒙表示，中國軍費龐大， 30 年來持續在財務及軍事上努力，很難說中國只有單一目標；在有衝突時，勸止美國在台灣周圍介入是目標之一，台灣的潛在衝突也成了中國軍事擘劃的藉口，實際上目的不只在此。
他說，當 2000 枚短程或中程飛彈部署在台灣對岸，就有超過針對台灣和鄰近區域的作戰半徑能力，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對海運及貿易流量的依賴、想要奪回南海及東海領地的企圖，支配了中國的軍事表現，不能說是只針對台灣。
高德蒙認為，在中國無所顧忌的宣言及強權議題上要謹慎，中國在實際衝突中其實投入不多。然而在習近平任內，確實存在令人訝異的部署，中國不再處於如前領袖鄧小平所說必須隱藏實力、等待時機的階段，但也沒越過紅線，北京在行為上仍是避免衝突。
「然而，離中國越近，就越應該擔心」，他說，缺乏法理上的保證、缺乏針對領土議題的談判，中國軍事花費顯著成長自然是個警訊。
有關中國提倡「一帶一路」計畫對歐洲的影響，高德蒙分析，這是中國工業力量及國營企業的延伸，表現在基礎建設、道路、港口、電信網路等工程上，放款比投資多得多，因此在有鉅額借款的國家之間製造了某種對中國的依賴性。
他說，當這種情況導致對重要通聯道路的實質支配，讓中國得以控制港口或海底通訊電纜等關鍵設施，顯然會引起擔憂，這對中國來說也是一個宣傳自己治理模式、意識形態及利益的媒介。
對歐洲而言，高德蒙表示，最大的危險是科技被奪去，即使中國科技升級幾乎不可免，但發生速度之快，還是必須關注。在中國電信企業華為的案例中，顯然存在著隱密性及危急時通訊遭破壞的風險，雖然中國不是唯一能侵犯網路及電信系統的國家，但可以認為，與歐洲擁有同樣法治國家系統的盟國帶來的風險會比較小。
至於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敢於與中國對峙，高德蒙說，川普破除了禁忌，從這點來看，他是有功；但除此之外，川普有整體一致性的問題，總不能又要中國服從國際規則，同時又在別的地方質疑國際規則，這種不一致可以用川普在所有領域提倡的「美國優先」來總結。
高德蒙認為，中國正凸顯自我，但也避免衝突，在與足夠重要的國家對峙時，可能採取策略上的退讓。美國擁有一定的年度經濟成長率，是最發達的強國之一，因此，若說一個新興強國會挑起既存強國的恐懼、繼而引戰是太誇張了。
他說，民主政體缺乏自信，這種缺乏來自內部逐漸增長的質疑，也來自社群網站及個人化滋養的民主對立。但人們把民主制度本質想得過於脆弱，另外也不該誇大中國冒無謂風險的意願。中國的目標首先是維護自己的權力及治理制度，以及提升影響力和財富，未必是統治世界，「不過，正面意義的全球化，是已經結束了」。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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