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小說是真還假？台灣寫作中的「歷史恐懼症」

（芋傳媒編輯大甲人報導）座落於大稻埕寧夏路上的原臺北北警察署，現址設立「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為臺北市文化局轄下的直營館所，於 2018 年 10 月正式開館。每年 10 月館慶時期，以藝術節概念策劃「新文化運動月」一系列活動，希望能透過更多元的形式，推廣臺灣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與內涵。

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9 月 29 日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講座「文化份子大論壇：歷史創作的虛與實」，本場講座由莊怡文博士主持，邀請衛城出版社主編盛浩偉及以非虛構寫作創作《陳澄波密碼》的作者柯宗明共同對談，談談歷史小說經歷寫實創作、架空虛構到今日的非虛構寫作，各種手法的代表作品與作者選擇，探討今日歷史人物在今日文學寫作中再現的新可能。

主持人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莊怡文介紹，「台灣新文化運動」是 1920 到 1930 年代臺灣文化覺醒的一連串過程，從 1921 年林獻堂、蔣渭水等人在於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 （今靜修女中）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加上 1923 年在日本東京創刊，號稱「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構」的《臺灣民報》，以及在 1927 年成立的臺灣民眾黨等等，這群這些在政治、文學、戲劇、繪畫各界的先賢，大約在距今 100 年前，承繼了那一代台灣人想要改造台灣社會的民主自覺，其重要訴求是透過民主發聲，讓台灣文化向上提昇。

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在他的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對台灣文化協會有不錯的評價，他認為這是一個有制度的文化啟蒙運動，目地是台灣社會的解放，以及文化的提高。然而當時因台灣在日本殖民下，文化運動的推廣並不十分順遂，其時臺灣民眾黨也是在台灣總督府阻撓下有條件的成立。而到了 1937 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戰爭日益激烈，日方對臺灣人的言論控制日趨嚴密，新文化運動便較為萎縮。莊怡文說，「希望大家在藉由回顧這段約 100 年的歷史過程中，認識到台灣人曾為這個社會做了些什麼，進而思考 2019 年現在的我們，可以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

衛城出版社主編盛浩偉說，現在一般將歷史、文學／小說、非虛構寫作此三者分開且彼此對立；「歷史」就是一般歷史學科；「文學／小說」是屬於虛構的創作故事；而相對於小說，另一種書寫型式被稱為「非虛構寫作」，亦即為了其可信度，做了許多的田野調查和文獻考據，所產生出的文學作品類型。盛浩偉認為，柯宗明的「陳澄波密碼」是歷史小說，可是作品中對陳澄波的生平做了非常多考查，可信度很高，「因此值得思考的是非虛構寫作與歷史小說的界線在哪裡。」

盛浩偉分享，他參與過的非虛構寫作計劃之一是《百年降生：1900-2000 臺灣文學故事》一書，它原是刊登在「人間福報上」的專欄，從 1900-2000 年每一年找一位作者寫一個與台灣文學有關的故事。他認為，對於一般民眾來說，歷史或文學史比較難閱讀，是因為它比較抽象，教科書式寥寥數字的記載也完全無法展現當時人心的主觀感受，所以希望找到一些有趣的故事，讓讀者較有身歷其境的想像空間，「生活在客觀環境裡人的主觀意識才是重要的，如何把主觀意識表現出來，是比較偏向文學的工作。」盛浩偉說。

另一本盛浩偉參與的非虛構寫作《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是由台灣歷史博物館多方蒐集二次世界大戰 1945 年 8 月 15 日終戰那天台灣的回憶錄，以及將對這天有印象的人請來做口述歷史，做成展覽，並以這些檔案材料為基礎，再另找資料填補空缺，完成一本集體創作的非虛構作品。他說明，寫非虛構作品的過程中，在小地方加上一些合理的虛構想像，可以讓角色或事物更立體，讓歷史更有血肉，也更能引起讀者共鳴；然而，在寫作時，有時也會受到比較強的史料限制，如果找不到足以佐證的資料，便不會往那個方向寫。

盛浩偉介紹衛城出版社甫出版的榮獲第四屆臺灣歷史小說獎佳作《羅漢門》一書，是以朱一貴事件為題材的歷史小說，作者與他分享創作過程，乃是去翻閱朱一貴當時留下的口供記載，發現朱一貴一一細數官府的苛政與腐敗，傷害台灣人民的事蹟，從而瞭解朱一貴的性格特質，得以塑造人物形象；而朱一貴身旁眾人的口供被沒有被留下來，因此在史料空白的地方便用歷史小說的想像和虛構來填補。

盛浩偉認為，歷史書寫必須要有史料、研究成果或田野調查資料來支撐。「歷史小說」可以有比較大的空間以想像力填補史料空白之處；而「非虛構寫作」相對彈性就較小，若在某一脈絡上真找不到史料，無法填滿空白之處，也許就必須放棄、避開，存而不論。

以《陳澄波密碼》拿到第三屆臺灣歷史小說獎首獎（第一、二、四屆首獎均從缺）的作者柯宗明說，評審認為在投稿的作品中，不是有歷史卻缺乏文學性，就是有文學性卻缺乏歷史，可見歷史要與文學結合是有一定的困難度；究其原因，台灣本土沒有成熟的歷史小說家，與政治的戒嚴有很大的關係。其時如果歷史小說挑戰執政當局，就會被政治挑戰：直到解嚴之後，才開始有空間來探索台灣這塊土地，而這塊土地極其複雜，不是只有一個族群，所有的族群都擁有自己的歷史小說。

柯宗明介紹《陳澄波密碼》的三大主題，第一是台灣自清朝政府至日本政府再到國民政府這三個階段，台灣人對祖國認同的困惑及掙扎；第二是 1920 年傳自歐洲、席捲亞洲的左翼思想，對日本、朝鮮、台灣、中國等地產生很大的衝擊，尤其是知識份子；第三是這些有理想的二、三十年代的知識份子，在經歷到四十年代東亞戰爭、二二八事件前後，理想破碎的過程。

「歷史小說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很弔詭的問題。」柯宗明解釋，他只能說他小說裡的精神都是真的，但很多情節都是虛構的，因為如果沒有虛搆成份的話，就會變成「傳記」。虛構的目的是要讓作品有戲劇性，但這戲劇性不能脫離對歷史的掌握。

柯宗明舉例，鮮為人知的陳植棋是一位在 30 年代英年早逝的天才型畫家，當時率領學生向日本政府抗爭，可說是「台灣第一個林飛帆」，在東京美術學校就讀時，與陳澄波只差一個學年。因此柯宗明在《陳澄波密碼》中大膽虛構了陳植棋與陳澄波的交情，完成作品後才意外從陳澄波的長子口中得知，陳澄波生前最好的朋友正是陳植棋。兩人的淡水相關作品都將淡水現在已不復見的紅瓦厝紀錄下來。

柯宗明說，在寫作過程中，藉由當時照片可以觀察出很多細節，也可得知 30 年代台灣文化界的作家或畫家、藝術家等等之間的交流是很頻繁的，因此進一步再去找出相關佐證資料，揣摩他們的思想，想像他們的互動，再在小說裡做鋪陳。

柯宗明舉例，因考量陳澄波到上海時，潘玉良也在上海，因此他大膽猜測兩人應該認識，但認識到什麼程度尚不可知；他在小說裡便設寫了一段當陳澄波要離開上海時，潘玉良送別的一段對話。沒想到寫作完成後，陳澄波基金會的人提出照片告訴他，兩人真的曾經在同一時間對同一模特兒做畫，印證兩人應是真的有交情！

柯宗明表示他的歷史小說經驗是，除了故事開展要有戲劇性，戲劇性情節也要符合歷史人物性格。譬如，陳澄波的畫作都是由其夫人張捷深藏起來，直到三、四十年後才重見天日；另外在二二八事件陳澄波遭槍決後，當此慌亂之時，張捷竟能冷靜到請攝影師來拍攝陳澄波遺照流傳後世，並保留陳澄波受難時穿的衣服，要為丈夫的冤死留下證據，可見張捷的個性之堅毅與強悍；因此柯宗明在書寫創作時，便把她塑造成一個內心勇敢、話少、嚴肅的角色。後來與陳澄波長子陳重光聊天時，也再度證實了母親就是這種個性。

陳芳明教授為《陳澄波密碼》一書寫的序提到：「很少有一部歷史小說，是如此真實而貼切地描繪出台灣人的歷史恐懼症。」柯宗明說，我們人類追求的是文明，文明就是人與人的互相尊重。所有的衝突都是文明衝突，要解決文明落差就是必須去理解與化解不同文明間的差異，這樣一來人類才有可能和平相處，這也是他創作小說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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