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論壇》日晷之南：同在堤岸上的垂櫻

本文作者為邱振瑞，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探討近代日本左翼和右翼知識人的形成和變化，應該是一趟穿越歷史的旅行，隨著探索其文化環境的深入，我們將得到更多線索，進而找到其知識的原型，因為原來這些成群而來的知識人，他們曾經同屬於一個研究機構，只是後來因政治思想歧異而分道揚鑣。

而他們向左或往右的政治選擇，也構成了近代日本思想論爭史的底本。

以設立在中國滿洲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為例，直到二戰結束為止，這個奇特的智庫都發揮著核心作用。換言之，「滿鐵」這個有其明確商業利益和政治目的的龐大組織，就像當初英國東印度公司一樣，代表著新帝國主義的主權的延伸。

而當我們提到後藤新平、中江丑吉、細川嘉六、大川周明、尾崎秀實、佐野學、野口米次郎、橘樸等文化界名人之時，歷史的視角就必然回到「滿鐵調查部」，以及「滿鐵調查部赤化事件」，因為那裡是他們的歷史舞台，亦是他們思想領域的起點。

南滿洲鐵道的誕生

1904 年爆發日俄戰爭，日軍因各種因素而贏得勝利，而這場戰爭給日本帝國帶來擴張版圖的契機。翌年 9 月，日俄兩國由美國調停簽署了《樸茨茅斯條約》，其結果即原先由沙俄修建的東清鐵道以南（中東鐵路 (link is external)長春 (link is external)至旅順 (link is external)段）及沿線附屬地段轉讓給日本。日本為了取得清廷對此權益的承認，於該年年底，簽署了「日清滿洲善後條約」，1906 年 1 月，派任當時滿洲軍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擔任委員長，由他主導籌組「滿洲經營委員會」，的確帶有濃厚的軍方色彩。

為了設立這家半官半民的股份公司—-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日本政府可謂大費周章。根據資料顯示，當時日本政府財力不佳，1906 年日本國家預算為 4 億圓，日俄戰爭中臨時軍事費用卻有 17 億圓之多，合算起來戰爭相關費用高達 20 億圓，另外，又向英美借調外債超過 10 億圓。

是年 6 月 7 日，以明治天皇 (link is external)的名義發布第 142 號敕令 (link is external)，公布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之件》。到了 9 月，滿鐵股票募集倍率為 1,000 倍，沒多久即告售罄。因此，當初出資 2 億圓成立「滿鐵株式會社」，其中 1 億圓由日本政府以現有物資支付，另外 1 億日圓則由日清兩國人出資。然而事實上，這是以排除清國人而進行招募股份的。儘管如此，11 月 26 日，還是在東京正式成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後藤新平被任命為首任總裁，1907 年 4 月，「南鐵調查部」正式開始運作。弔詭的是，在中國人看來，這個心懷不軌的滿鐵調查部的諸種作為，後來許多著名的長篇小說，例如五味川純平《戰爭與人》（18 卷）和《人間の条件》（3 卷本）、菊池寬《滿鐵外史》、中西禮《赤月》等作品，都是以此時代背景舞台誕生出來的。

時代先鋒的條件

熟知台灣近代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後藤新平（1857 – 1929）是個奇特的人，他的生平經歷與其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脈動相連結的。進言之，他在日本國內、殖民時期的台灣和中國滿洲的施政影響，嵌入了這三個國家的歷史脈絡裡，要梳理這段時期的具體事功，都無法繞過後藤新平這個歷史座標。

後藤新平出生於 1857 年，東北岩手縣的水澤，從兒時起即有從醫的抱負，主要是受其同鄉和親戚關係的蘭學思想家高野長英的影響。

1874（明治 7）年，後藤進入須賀川醫學校就讀，兩年後，在愛知縣公立醫院（注：名古屋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的前身），擔任三等醫師一職。當時，醫院有一名維也納籍的醫生洛列茲（1846 – 1884）和該校教師兼通譯司馬凌海（1839 – 1879），後藤從他們二人身上累積和精進醫術，並習得公共衛生領域的行政經驗，1881（明治 14）年，年僅 24 歲的他，就任愛知縣公立醫院院長兼公立醫學校校長。

後藤致力於醫術之道，對於日本國內政治情勢的發展極為關注，其展現出敏銳的政治見解，無疑是探觸時代的先聲。1882（明治 15）年 3 月，明治維新的大功臣板垣退助，在岐阜的演講場上，遭到一名手持短刀的歹徒襲擊，板垣的胸部被劃傷，但並沒有致命危險。那時候，有一則流言說，

板垣退助大聲高喊：「吾板垣可死，但自由不死。」

任職愛知縣公立醫院的後藤新平，接獲電話後火速趕到，他看見板垣的傷口不嚴重，很快就給予妥善包紮，他對板垣退助說道：「此乃閣下夙願之所求」。這句高度俢辭的政治話語，讓板垣退助甚為愉悅，當場預言這名醫生將來必定是名留青史的政治家。

1883（明治 16）年，後藤新平進入內務省衛生局成為中央政府的官員。6 年後的 1889 年，他遠赴德國留學 3 年，學習衛生學和社會政策。歸國後，擔任內務省衛生局長，隨著 1896 年出兵台灣，擔任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從台灣民政局長晉升到民政長官的高位，這時，他在德國學習的社會政策正好可以派上用場。有關他在台灣殖民地時期推行的土地改革、衛生改革、製糖事業等方面，都有其顯著的政策思想的印記。在此，必須指出，才幹卓絕的後藤新平，後來之所以被派任為「滿鐵總裁」，很大關鍵在於，其在殖民時期的施政表現。

確切而言，繼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等歷任總督，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畢竟是軍人的思惟，無法有效平息如火如荼展開的抗日運動。

相較之下，後藤新平在這方面手段較為靈活，他將當時的造反者全部視為土匪，加以鎮壓和嚴懲。根據鶴見祐輔《後藤新平》傳記一書指出，從 1897 年到 1901 年，總共逮捕土匪 8030 人，殲滅了 3473 人。翌年，日軍又展開了大討伐，聲稱戰果輝煌，抓了不少抗日分子。官方的說法是，經由審判，有 539 人判處死刑，因應當時戰況殺死的土匪高達 4413 人。

如前所述，後藤新平在赴任台灣之前，擔任衛生顧問所起草的《台灣統治救急案》，給予經營殖民地及其相關政策，發揮著具體而廣泛的作用。這就是說，後藤深知應用學理和政治策略的重要性，使其雙管其下運作。他有效地開闢財源，施行懷柔的手段，拉攏和收買原住民的意志。更細微之處在於，他知道用激烈手段破壞台灣舊有的風俗習慣，只會招來更多反抗，最終使得台灣民心向背，而是以尊重舊有習慣的名義，再慢慢進行收編和重組。類似這棘手的難題，在後藤的高明運作之下，獲得了解決。而後藤作為傑出的行政官僚其著述活動，至今仍然是研究者的必讀書目之一。

例如，《國家衛生理論》（明治 22 年）、《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明治 44 年》《公民讀本》三卷（大正 15 年）等。換言之，後藤在台灣殖民地獲取的成功經驗，為他設立「滿鐵調查部」提供了基本架構，進行成功經驗的轉移與複製。

滿鐵調查部

後藤新平就任滿鐵總裁以後，設置了三個部門：鐵道課、地方課、調查課，為經營滿洲奠定重要的礎石。剛開始，調查課隸屬於大連總公司的調查部，隔年改稱為調查部。設立調查部的目的在於，開發滿洲的經濟做基礎調查，進而建立拓殖政策。其調查研究的對象很廣泛，從滿洲到中國、蘇聯的社會、經濟、資源、政治等，都在此調查的範圍內。

更準確地說，它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調查研究機構，每年間調查費用高達 1 千萬圓。

人員編制皆為一時之選。首任調查課長川村鉚次郎擁有台灣舊慣調查的豐富經驗。從時間點來看，日俄戰爭以前，以東亞同文書院和東京外國語學校出身的成員居多，但俄國革命前後，優秀的帝大畢業生增多起來。1909 年，這個部門有 14 名課員：精通俄語的森御蔭、精通中國語的森茂、負責中國業務的野村潔己、熟悉土地法和官地制度的龜淵龍長、天海謙三郎、擅長金融和財政的井阪秀雄和三浦義臣等菁英成員。

1918 年以後，大川周明、嘉治隆一、笠木良明、細川嘉六、佐野學等知識菁英，都進入了滿鐵調查部，為這個帝國主義的機構效力。

根據安藤彥太郎《滿鐵—-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一書指出，滿鐵調查課和東亞調查經濟調查局進行調查研究，並逐一出版研究成果。最著名的是天海謙三郎的《滿洲舊慣調查報告書》、岡松參太郎〈台灣舊慣調查〉，以及末廣嚴太郎的〈華北農村慣行調查〉，號稱三大慣行調查。滿鐵東京分公司，也敦請東京帝大的白鳥庫吉撰寫《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此外，滿鐵調查部還編撰的《滿鐵調查月報》、《滿蒙情勢》、《東亞研究叢書》等書籍。其後，東亞經濟調查局出版《新亞細亞》，該刊物每期的卷頭語，幾乎都由大川周明執筆，還有野口米次郎（詩人）、嘉治隆一、尾崎秀實、木村禧八郎等人的評論文章。

對立或向左向右

隨著滿鐵調查部的擴展，陸續加入知識菁英的新血輪，但是基本上整個部門洋溢著自由主義的氣氛。因此，在該部門內依然看得到當時的禁書，如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們甚至以《資本論》為文本，舉行讀書會或研究會，這就是後來通稱的「滿鐵馬克思主義」的起源。按照相關資料推算，滿鐵調查部出現這種傾向，約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直到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才逐漸地增強起來。

在日本國內，這種影響也沒有例外。1931 年至 1932 年，岩波書店出版了《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他們認為，明治維新只不過是取替德川幕府的職權而已，並沒有重大革新，儘管明治政府著力推動產業革命，但本質上仍舊沒擺脫地主寄生制度的束縛，可謂帶有半封建的濃厚色彩。他們取其《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的旨趣，因此論敵把他們取名為「講座派」。然而，同一時期出版《勞農》雜誌的「勞農派」主張，明治維新並非是取代德川幕府的封建政權，而是一場由資產階級發動的革命（在司馬遼太郎的《坂上之雲》中，亦抱持這種觀點），他們在這個基礎上推動產業革命，所以日本最終將成為資本主義的社會。這兩派的成員都接受馬克思《資本論》革命思想的洗禮，其主張和結果卻大相徑庭，大上末廣甚至把這論爭的火焰延續到與日本迢迢相望的滿洲之地。

然而，1933 年 5 月以後，經濟調查會的龍頭宮崎正義調往東京分公司，因此其影響力相對減弱，大上末廣的勢力反而增強起來。接著，大調查部占主導地位後，增補了許多生力軍，但公司要求他們必須有實戰能力，以填補之前因思想激進而被解雇的人員空缺，在這批人員當中，不乏對於「滿洲」充滿憧憬的年輕人，以及「中途雇用者」。只不過，這些成員在獲得穩定職務後，便自組小團體，後來形成「滿洲評論派」和「年報派」之間的相互傾軋，以致於在陷入太平洋戰爭的泥淖時期，以這大調查部相關背景、接二連三發生的奇怪事件：例如佐爾格間諜事件、合作社事件、《滿洲評論》事件、滿鐵調查部赤化事件，都把這群遠赴滿洲樂土開創事業的知識人群體，毫不留情地捲入了狂烈的政治風暴中。

或許，我們可以總括地說，當年那些懷抱各種夢想進入滿鐵調查部的知識菁英，他們既作為滿鐵公司極富調查才幹的職員，作為日本帝國主義下擴展滿洲版圖的先鋒部隊，作為一種知識商品被出售而不自知。經由各種事件的牽連後，有的人走向極端左派之路，有的人擁抱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幻想，有的人則公開轉向，選擇安身立命的保守右派，為自己的思想事業劃上句點。就此意義層面來看，

與其說他們在思想本質上不同，莫如說其實他們都是同在堤岸上的垂櫻，每當強風吹來，其掉落的花瓣只能隨風而飄。

它們無從選擇方向和落點，舉凡中江丑吉（中江兆民之子）、大川周明、橘樸、尾崎秀實（尾崎秀真之子）、佐野學、細川嘉六等知識人，他們都適用於這個文學性的象徵比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