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時代的詩人
走進廣島和平紀念公園,我們多半會為「原子彈轟炸死難者紀念碑」的肅穆氣氛所吸引,因為這個浩劫無比沉重,呈現的形式如此簡樸,使得我們無從迴避這個隱微莊嚴的思想空間。按照館方資料指出,紀念碑由兩部分組成,中間是一個石棺,覆罩在穹頂之中,穹拱頂部呈馬鞍形,這樣的設計是得益於古墓葬中的房屋和土俑的啟發。它亦被稱為廣島和平紀念碑,建碑的目的在於:
「期望將世界首個被原子彈轟炸摧毀的城市廣島市重建為和平的城市」(紀念碑的解說詞)。
在石棺裡,存放著記載在這次原子彈轟炸中將近 30 萬名罹難者的名簿。那句著名的碑文這樣寫道:「但願這裡所有的靈魂安息,因為我們不會重蹈錯誤。」當我們提及廣島原爆詩作之際,必然會想起峠三吉(峠音ㄎㄚˇ,1917-1953)這位抒情詩人,閱讀他的作品如同閱讀廣島受難的縮影,他悲憤的詩歌就是未癒的創傷。正如峠三吉自費出版《原爆詩集》中的序詩:「還我爸爸/還我媽媽/還我老人/還我兒童/還我自己/還我與羈絆的人/只要人類還存在/還我完好的和平/還我和平」。這些詩句極其簡樸,卻反映出不可撼動的人性尊嚴。進言之,我們從其正直悲壯的控訴中,藉由沉重創傷的情感細節,讀者乾澀的歷史之眼都能得到意義的濕潤。
文學的家族肖像
不可否認的是,從家族史的視點來看,峠三吉寫作詩歌及其參與社會活動,以及後來加入日本共產黨都與其思想異端的家庭背景有很大的關係。峠三吉出生於 1917 年,家中有五個子女,他排行第三個兒子,故取名為三吉。他的父親峠嘉一是個性溫和的人,平時喜好謠曲(能劇的腳本),母親ステ出身於佐賀的名門之家,佐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於明治中期,來到東京的麻布小學任教,彼時,峠嘉一在品川白磚(股份)公司上班,他們正是在那時相識結婚的。ステ是明治時代的新女性,很尊敬從事社會改革運動的青踏社的平塚雷鳥,愛好文學和日本和歌,有時候誦讀德國詩人海涅的詩歌。峠一家人都喜歡閱讀,尤其賀川豐彥的自傳體小說《超越死線》和《射中太陽之物》這兩部作品。他們為這位深入貧民窟宣教的基督教社會運動家的精神,感佩不已,並認同賀川豐彥牧師的入世情懷。根據峠三吉的長兄一夫的回憶,每逢夏天,峠一家人都會造訪宮島避暑,除了年幼的三吉外,他們全家人圍坐在蚊帳裡,題作短歌咏誦。的確事實證明,這個來自母親的文學熏染,對於峠三吉影響至深,在四個兄姐之中,峠三吉很早即閱讀托爾斯泰的作品,並開始練習寫作小說。
1927 年,峠三吉 10 歲,峠一家看似平順的生活道路,在 1927 年經濟大蕭條的衝擊下,出現了巨變,其父任職的磚瓦工廠倒閉,他因此變得灰心喪志,過著閉門不出的生活。母親ステ也在這一年,因菌血症辭世。不過,峠家成員的諸多磨難,卻在這時迎面撲來。三吉的長兄一夫,頗富文學才華,擅長繪畫也寫小說,就讀高三期間,即在學生雜誌《獄水會雜誌》上,發表現代主義風風格的短篇小說〈罹難月光病的港口都市風景〉,獲得老師的讚賞。在文學和繪畫方面,一夫有著強烈的左傾思想,它像一串炸藥埋在他的行動之中,他加入社會科學研究會,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運動。不料,1929 年 4 月 16 日,共產黨員全數遭到舉報,一夫因共黨身份遭到逮捕,旋即被校方開除學籍。在那之後,一夫歷經兩個激進的工會職務,繼續投身工會運動,這使得他因違反ㄑ《治安維持法》,前後 15 次遭到警方逮捕。
當時,有報紙以揶揄的用詞,形容一夫的奮戰姿態,如同現代版「宮本武藏」。而三吉的二哥匡的作為,也不遑多讓。正如前述,峠一家人深受當時社會主義思潮的強烈影響,因此,象徵希望的革命火焰早就在他們家庭成員的思惟深處點燃了。例如,匡就讀中學期間,就已思想左傾,與兄長一樣,投身勞工運動。其後,經由日共眾議員的推薦,加入了日本共產黨,進入阪急百貨店工作,臥底獲取資方情報。
對峠三吉的父親而言,儘管他當時遭逢喪妻之痛,事業一蹶不振,卻又得尋思營救因涉嫌違反《治安維持法》入獄的兒子。其次子匡,一審被判 8 年徒刑,他不服上訴到大審院。後來,他得知大審院只書面審查,駁回的機率很大,他進而說服兒子撤回上訴以求減少刑期,但其次子得知,天皇家的長子誕生,可能施行特赦而拒絕父親的提議。由於他被補之時,已罹患了肺結核,出獄兩年後,即撒手人寰,享年 22 歲。
血液不斷鳴響
熱愛文學創作的峠三吉,1935 年自廣島縣立商業學校畢業後,在廣島瓦斯公司任職。不過,彼時他被診斷出肺結核病,復原機會渺茫,不斷進出醫院和在家療養,總覺得自己僅剩兩三年壽命,為此精神極為痛苦徬徨。在那個時代,許多人都患有肺結核,以短篇小說〈檸檬〉蜚聲文壇的作家梶井基次郎,他就是深受此病折磨的人之一;三島由紀夫的妹妹靜子,也因這疾病香消玉殞的。為了排遣心中的苦悶,或者為了證明活著,峠三吉不斷創作短歌、俳句、新詩,也寫作小說,寄情於音樂和繪畫,閱讀登山領域書籍,試圖強化自幼(支氣管)虛弱的身體。就此意義來說,峠三吉創作短歌和俳句,如同為自己製作手杖。這把手杖用以探路,亦可作為抵禦苦惱的精神武器。在此期間,峠三吉經歷著二哥的死亡,二姐千榮子投身地下反對運動、戀愛和受洗為基督教徒,以及美軍空襲的恐怖。這些恐懼的總和,讓他的感觸特別深刻,他在日記中,這樣追述往事:「若(正岡)子規不是為了專心養病而放下工作的話,他果真能成就如此文學大業嗎?」
抒情詩的歷程
以峠三吉初期的詩歌風格來看,其多半在表現與疾病博鬥的心境、抒情的感傷,以及面對戰爭與死亡的逼近,甚至在戰事方酣的時期中,因於時代潮流的壓力下,出現類似轉向或者迎合當局的言論,儘管他曾經是忠誠的日共黨員。然而,我們若要了解其思想觀念,必須回到其時代的語境,這樣就能找到其抒情詩人的精神軌跡。例如,他於 1936年 所寫的短詩〈笛子〉:「沉靜的笛聲在迴響/藍月掛在松樹梢上/ 掏起生命之泉/ 吹笛人想必是哀傷的」看得出來,這首詩有點傷春悲秋的意味,反映所有文學青年以唯美為主的傾向。
在〈美好之日已不在〉(1938 年)這首詩中,他用「少年之日已遠了/少年之日已遠了/ 像波斯菊那樣倒下/像我蒼白的臉龐/陌生的學生從西式校舍走過/白楊樹也發出哀歡之聲/胡頹子的果實枯萎/ 啊啊 這河水之冷冽/少年之日已遠了/少年之日已遠了/像鏽色的銀絃/像衰退的血色……」同樣可以視為他對青春已逝的哀嘆。
此外,隨著峠三吉創作短歌和俳句的嚐試,其文學觀也在改變。該年,他原本對自由體的短歌和沒有加入季語的俳句,顯示排斥的態度,後來發現這種表現方式頗有意思,便加入《旗鑑》和《杜鵑》等新興俳句雜誌的陣營,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對於傳統詩歌俳句的肯定。他在日記(5月18日)寫道:
「……寫俳句就需有俳句的韻味,詩歌必須以詩歌來表現。然而,俳句的對象並非毫無界限,用俳句的形式寫出詩歌的感覺,它就不是真正的俳句。但這並不是說,不提升俳句的表達,否則松尾芭蕉和正岡子規等俳人,都將遇到創作的瓶頸。我們對於現代事物的感受,只能以相應的俳句情感來呈現,亦即尋求相應而新穎的創作方法,讓讀者感受到新俳句的味道;我整理去年的俳句,竟然寫了一千多句,實在不敢置信。這是新興和傳統交融的時刻,但今年我終歸要建立自己的風格,難道所謂的『新興』精神,不正是植根於『接受主觀的傳統基礎上』嗎?」
然而,歷史的笑聲向來充滿多重轉折的意味。尤其在暗雲密布的世局下,依舊牽動著峠三吉敏感細微的神經,由不得他退居到旁觀者的立場,即使在最私密的「日記」的安全空間裡,他的筆尖仍然流露悲憫,同情那些在中國戰場上的日本士兵。1938 年 4 月,《國家總動員法》頒布,他在日記中這樣提及:「今天是七七事變紀念日。早起即聽聞槍聲。正午默禱。九台海軍軍機在紐空明顯可見。回想去年此時,至今我激動猶然。彼時,我不知支那事變之慘烈重大。諸多日本兵為此戰死。雖說是『戰死』,其實即與死亡同義。此狀態語言難以形容,因死狀極為悽慘。慘遭殲滅的敵軍支那兵,被戰車碾壓棄於壕溝中,其狀甚為可憐。這世上沒有比戰爭更令人絕望的了。今夜是七夕,抬頭望向天空,群星比昨日少些。」
受難的靈魂們
眾所周知,進入 1945 年夏天,日本敗局已定,當時,美軍已經制定了在九州和關東地區登陸的「冠冕」行動和「奧林匹克」行動計劃,出於對盟軍官兵生命的保護,盡快迫使日本投降的考量,並以此抑制蘇聯,美國總統杜魯門和軍方高層人員,決定在日本投擲原子彈以加速戰爭進程。美軍選定日本東京、京都、廣島、長崎、小倉、新潟等城市作為投擲原子彈的備選目標。此前,美國、英國和中華民國發表了《波茨坦宣言》,敦促日本投降。是年 7 月 28 日,日本政府拒絕接受《波茨坦宣言》。美軍於 8 月 6 日和 9 日,對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造成大量平民和軍人傷亡。
8 月 6 日,那時,峠三吉一家住在距離原子彈爆炸點3公里處的廣島市的翠町,他們及其親友亦受到原子彈幅射的波及:峠三吉的姑丈及其長子夫妻當場死亡、姑母罹患白內障、大姐夫之弟全家死亡,自己和父親亦沒能倖免,一直飽受幅射後遺症的折磨。就此意義而言,峠三吉的「被爆日記」,正是對這場大劫難最忠實的證詞之一。當然,原爆文學的作品非常之多,如井伏鱒二的長篇小說《黑雨》、原民喜的短篇小說〈夏天之花〉、〈祈願的國度〉〈安魂曲〉、大田洋子的小說《屍の街》、《人間襤褸》等諸多作品。我們列舉峠三吉「被爆日記」的記述,即可以看出這場世紀大災難的細節:「八月六日 今日,氣胸症狀稍緩,快速吃完早餐,來到二樓,做出門準備時(八點過後),突然覺得周遭異常,我向遠方望去,只見一片白光閃過二樓。霎時,映入我眼簾的是,附近田野和住家,沒有傳出聲響,卻爆閃著火焰,白煙斜然升起。當我喊叫著『這是燃燒彈攻擊』,正要拿著上衣時,家裡猛然震動,玻璃窗的微塵和整個天花板塌陷下來,全砸在我的身上。我趕緊讓賴雄趴著,為他蓋上棉被。大姐見後續沒有異狀,稍為放心,上樓探看賴雄,然後沿著塌陷在土牆下的樓梯下來,她呼叫父親,父親從壕溝裡爬了出來。他的前額甚為浮腫,頭頂滴血下來,所幸外傷不嚴重。」事實上,在峠三吉「被爆日記」之外,其題為〈八月六日〉的詩作,更是最受傳誦的經典作品之一。
〈八月六日〉
我豈能忘記那片閃光
瞬時三萬人消失了
在被壓垮的黑暗底下
五萬人哀號不已
漩渦般的黃煙退散
樓房爆裂 橋身崩斷
客滿的電車燒成焦黑
廣島遍地廢墟 煙火猶燃未熄
燒傷者的皮膚如破布
雙手放在胸前
他們踩過破碎的腦漿
用焦黑的布塊纏著腰部
赤身裸體哭泣地走過
散落在練兵場上的屍體如地藏石像
牽繫在河岸的舟笩撞成一團
烈日下的屍體已逐漸腐敗
在暮色低垂的火光中
在被壓在房屋下活著的母親和弟弟的鎮上
仍然還在燃燒
兵器工廠的地板上流溢著糞尿
那裡躺著女學生的屍體
有的腹部鼓脤 單眼凹陷 半身燒焦 燒成光頭的
分不清是誰的面容 朝陽灑落下來
他們紋風不動
在異臭瀰漫之中只有蒼蠅飛在鐵盆上的振翅聲
在肅殺的靜默中
我豈能忘卻那湮沒三十萬人的
整個城市的靜寂呢
我的妻兒已成不歸之人
他們白色的眼窩擊碎我的神魂
我豈能忘卻他們的心願
總結地說,峠三吉對於廣島市民受到原子彈摧殘的悲劇敘述,與詩人保羅.策蘭的《死亡賦格》中的「死亡……來自德國大師」有著深刻的共鳴。他們都在描述戰爭和屠殺帶給人類的苦難,用詩歌摹寫如影隨形的死亡,儘管如此,他們依然迎難而上,擁抱餘溫灼人的灰燼。在他們的詩歌中,日期如同一條切口、一次驚險穿越,一道創傷,以及永遠無法遺忘的悲劇。而我們作為悲劇之外的讀者,似乎不能說明什麼,然而,我們可以理解他們用日期用詩歌所顯示的創傷,並在安全的範圍內,認識詩人與死亡之間的關係,進而辨別悲劇的灰燼為何總是橫阻在詩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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