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月異的萬花筒：昭和時代人們的日常生活

[bs-quote quote=”理解昭和，也是理解台灣，特別是日語世代無法言說的生命經驗，我們或許可從作者描述的那些娛樂與生活習慣當中，瞥見父祖輩的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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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平均壽命

明治中期以後到昭和初年這段期間，人口增長了一倍，但國民的平均壽命卻很短，仍在四十歲出頭的程度。可以知道雖然醫療和營養水準的提高讓人口有所增長，但還沒有進步到能夠延長平均壽命的地步。

平均壽命短的最大因素是嬰幼兒的死亡率過高，這時期雖然生育了很多小孩，但大部分都在幼年夭折，長大了也會在青少年時碰上肺結核這種在當時尚無治療對策的可怕傳染病。另一方面，成人之後能夠長壽活到超過八十歲的，非常少見。

當時也還沒有營養滿點的嬰兒配方奶粉或副食品的真空調理包。長大成人之後，大部分民眾每天吃的是與「一汁一菜」幾乎相同的簡單料理。肉或魚一個月只能吃上幾次，雞蛋之類的更是幾乎沒機會吃到。雖然合成的添加物很少，但一般來說，餐點都是些雖然還算有熱量但稱不上是營養均衡的東西。而且，不僅預防接種很少見，還有很多尚未發現治療用藥或是還沒有確立治療方法的疾病。

庶民與菁英之間的巨大鴻溝

當時社會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庶民與菁英階層之間的差距十分巨大。

在當時，庶民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尋常小學校或高等小學校畢業之後就進入社會工作，從整體社會來看，大學畢業生是得天獨厚的超級菁英份子。

農民有將近三成是向地主租借農地耕作的佃農，四成多是僅靠耕作自己的土地仍無以為繼，還需要租借農地的自耕農兼佃農。雖然也存在著地主就是自耕農的情況，但他們還會將廣大的土地借貸給多數的佃農，然後將租金轉而投資股票，充滿著所謂「不在地主」的存在感。山形縣的本間家就是事實上支配著廣大地區的不在地主代表性案例。

工廠勞動者（勞工）除去少部分的熟練工人外，都是臨時工，工廠勞動者與事務員（職員）在上班時的服裝也不一樣。一般來說，事務員與現今的上班族一樣是穿西裝打領帶，領的是月薪；工廠勞動者則是穿著工作服上班，領日薪。縱使是在只有事務員上班的政府機關或公司行號，大學學歷以上的菁英組與中學學歷或專門學校、大學專門部畢業的非菁英組，彼此使用的廁所及用餐的餐廳也不一樣。

從薪水來看，尋常小學校畢業就能擔任的最下級官員，年薪是五百日圓。相對地，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後通過文官高等試驗的人，起薪是年薪一千一百日圓，與中央局長級的五千二百日圓年薪，則有十倍以上的差距。這個時期的勞工，平均日薪不到一日圓，一個月下來是二十五日圓，換算成年薪是三百日圓；事務員的平均月薪則是一百一十四日圓。由於事務員的薪水已經包含了津貼，所以年收入不能單純用月薪乘上十二來計算，而且因為還沒有所得稅扣繳制度，所以如果先行扣除額不多，換算成年薪大概是二千日圓左右。

順帶一提，當時的稅金基本上是財產稅和營業稅，但經歷過日清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增加了像是消費稅及所得稅性質的稅目，形成了相當複雜的稅務體系。不過由於是以財產稅為中心，而消費稅是以奢侈品為中心徵收，所以大多租賃土地或房屋生活的都市下層民眾，是不用繳納稅金的。要到一九四○年春天以後才變成像現今這樣的所得稅中心制度。

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觀念

雖然男尊女卑的觀念從江戶時代起就逐漸在改善，但仍舊強烈。民法上碰到外遇的情況不會追究男性的責任。關於賣春，雖然明治初期就有廢娼運動（賣春廢止運動），但仍然是合法的。而自由戀愛本身不是犯罪，以戀愛為題材的小說、戲劇、電影也很多，但是幾乎不存在著能夠接受自己小孩自由戀愛的父母親。在大多數成人的意識中，男女在人前牽手之類的是非常傷風敗俗的行為。夫婦偕同外出時，也一般都是丈夫在前，而妻子隔著一段距離在後隨行。

在農林漁牧業中，女性自古就與男性一樣從事勞動工作，但同時還負擔家事，比男性更為辛勞。另一方面在近代制度當中，低學歷的年輕女性會因為能充當工廠的單純勞動者而受到重視，反而是高學歷的女性能夠活躍的場域十分狹小。

除了小學校教職員之外，在政府機關及公司行號中，幾乎所有的女性都是扮演輔助性的角色，工廠女性勞工薪水也比男性來得更低。繼續往上升學的比率也是女性較低，為了女性而設立的進階學校（高等女學校、女子專門學校等）的教育目的，並不是為了要讓女性能順利就業，而是著重在「賢妻良母」的養成，也就是作為菁英男性的妻子，培育她們成為能夠適時適所地管理家庭、教子有方的專業主婦。

試圖提高女性地位的運動（女性運動），除了之前提到的廢娼運動外，婦女參政權運動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開始，但由於男性社會對廢娼運動的強烈反彈，看不到實質上的進展。

根據昭和初期的調查，內地的公娼人數約有五萬人，而官方承認的賣春區域有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四所。

嚴苛的勞動環境與持續進展的都市化

佔了人口半數的農民，不管是自耕農還是佃農，勞動條件都十分嚴苛，花費了大量的肥料和農機使用費，農產品的價格卻十分低廉，整體來說生活水準很低，不太有能享受娛樂活動的餘裕。為瞭解決這種狀況，負責處理農業營運資金的低利融資、統一購買肥料及農機（因為統一購買所以會便宜）的同業公會逐漸普及，不過仍然沒有根本性的改善。而佃農則經常發生要求減免租金和反對收回土地的「小作爭議」。此外，作為農業振興制度一環的全國性組織農會，不僅追求農業技術的提高，還扮演著在政治上反映農村聲音的角色。

當時，即便到城市打拚奮鬥，也不能保證就有寬裕的生活。過得起住在有庭院、精簡整齊的獨棟西式房舍裡，備齊各式高價家電，家中雜事有年輕女傭操心這種富裕生活的，只有高學歷階層中極少數成為大企業或中央政府幹部的人。至於中間階層的人們，因大多都有高學歷光環，縱使家境沒那麼寬裕，還是會因在意世人的目光而雇用女傭、購買高價服飾，過著忙碌又辛苦的生活。

另一方面，在東京、大阪這些大都市中，也存在著相當多居住在狹窄的長屋內，從事著不穩定的日薪工作的人。即使如此，只要居住在都市地區，接觸電影、遊樂園等廉價娛樂的機會就會大增，所以移居都市的人潮未曾停歇。

雖然經常看到佃農組成農民工會向地主抗爭，但工廠勞動者組成工會反對無端解雇及降低工資、罷工要求提高薪水的狀況，卻僅見於少數大工廠和國營企業（國營交通等）。

服裝、住宅、社會保障、信仰自由

一般人的服裝以和服佔壓倒性多數，農漁村則是以傳統的工作服及便服為主。即使在城市裡，洋服主要以學校、軍隊、警察、交通機關等的制服與菁英階層事務員的工作服為中心，其他大部分人還是穿著和服度日。而且，都市地區中間階層以上的女性，手裡都有一套稍微高級的和服充作外出服。順帶一提，便服一般都是主婦自己購買布料縫製而成，洋服通常也是自己購買布料拜託西裝師傅縫製。除了軍服或制服以外，幾乎沒有成衣。

住宅方面，農漁村中幾乎都是傳統工作場域和住所合而為一，而在都市，則有狹窄的長屋貧民街，也有聳立在山丘上的洋房，以及為中間階層打造的木造平房或兩層樓的租屋。由於市中心居住環境的惡化（噪音、惡臭等），私人鐵路公司開始開發東京、大阪的郊區，銷售可貸款且附帶土地的獨棟分讓住宅，不過數量仍相當少。自來水管及瓦斯管線只有部分大都市才有，家庭中看得到的電器製品也只有電燈。

此時，鋼筋水泥這類近代建築物才正要開始在東京、大阪市中心露臉。雖說是大廈，但也頂多是六、七層的建築，在東京只要爬上位於銀座的大廈屋頂，依然看得到東京灣。除了大都市的主要街道之外，其他地方還沒有鋪設道路，只要一下雨就遍地泥濘，來到後街就會看到並排的木造房舍和商店。

社會保障方面，一九二二年試圖藉由國家出資和國民自身儲蓄來減輕醫療費用，設立了國民健康保險制度。

但是，想要利用像國民健康保險這些為了救濟貧困和戰死者家屬的優待措施，會被看成是不靠自己力量而只想依賴國家幫忙的行為，會遭社會強烈鄙視，因此願意加入保險的人很少。

而在社會自力救助弱勢的手段當中，地方上產生了現今暴力集團起源、當時被稱為俠客的這類近乎非法的實力團體。

《大日本帝國憲法》中規定人民有信仰的自由，但由於神道教是由天皇所主宰，所以享有特別的待遇，不被列入信仰自由的範疇。無論是基督教、佛教，還是伊斯蘭教的信徒，都必須在神社行拜禮。從由國家祭祀歷代天皇的神社，到祭祀山神的神社，國家對全國各家神社進行等第評定並交由內務省監督管理。在東京九段一地設立的靖國神社，則屬於特殊神社，由軍部管理並將近代日本的戰死者當作神明祭祀。

本文摘自《昭和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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