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的遊行活動近來成為國際的焦點，在 6 月 12 日這天，為了阻止《逃犯條例》修正草案的二讀辯論，數萬名人民包圍立法會和政府總部，雖然暫時拖延了這起修正草案的二讀，卻引發了警民的衝突。據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在接見記者時所言，為了驅趕群眾，警察動用了警棍、橡膠子彈、催淚彈、手擲催淚彈、胡椒噴劑及布袋彈。
看到這些武器，相信很多民眾第一時間的反應是，警察的職責不是保護人民的性命嗎？為何動用這些武器來傷害人民呢？如果以哲學的角度來思考，在甚麼意義下，警察的存在成為了一種暴力呢？對執法的警察來說，他們可能會認為，他們面對的是暴民，而法律賦予了他們動用武力的權力，某個意義下，他們只是執行上級的命令。
德國哲學家班雅明在〈暴力的批評〉一文曾提出了「法律暴力」的概念。
他認為，一戰後，許多國家法律的起源來自對維護和平的承諾，但執政者卻容易以維護「和平」為理由來實行「暴力」，而這樣的暴力形式更是存在於警察制度裡。
一方面，警察是「法律建制」下的一個執政機構，它必然肯定頒令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警察卻又是「法律維護」的存在，它採取的行動有合法的目的。班雅明指出，若無法釐清「法律建制」與「法律維護」的視野，則難以窺見司法背後潛藏的暴力。如警察在執行一項命令而動用暴力時，經常會用最有利於自己的法規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然而，法國哲學家德希達則有更為細膩的看法，他大體贊成班雅明的分析，但他卻認為，為了讓法律有效維護和平，某種形式的「暴力」是免不了的，但法律不等於正義，法律與正義總是存在一種空白的斷裂。在這個意義下，德希達主張「解構是正義」（deconstruction），他認為法律是可以被解構的。所謂法律是可以被解構的，並不是否定法律的必要性，而是承認任何的法律制定，都與真正的正義具有一定的落差，故法律是必須不斷被質疑、修正的。對德希達來說，「解構是正義」的精神揭示了雙重質疑的活動，一方面質疑法律潛藏的暴力本質，一方面質疑這樣的「質疑」本身是否有局限與正當性。如此一來則可以不斷進行雙重反思與質疑，避免落入一種意識形態的窠臼。
回到香港這起警民衝突的事件來看，若質疑警察和法律的暴力本質，是否有道理可言？若有的話，理據又在哪裡呢？有人會認為，警察雖然具有公權力來執行某種形式的暴力，但不該針對這些集會的人民，因為人民是在行使「公民不服從權」。
也就是說，當一項法律是「惡法」時，人民採取不服從的示威抵抗，是具有道德的正當性。在這個層面下，人民包圍立法會，或許牴觸了法律，但跟一般犯罪者違法是不一樣的。
對此，中正大學哲學系謝世民教授在〈公民不服從〉一文（刊載在《思想》第 25 期）有精闢的分析。依據謝教授的區分，犯罪者違法的行為通常是基於自利的動機或一時失去理智，也可能是因為性格殘暴而傷害他人，而且他們不是在反抗法律；但公民不服從的「非法」卻是基於道德價值、正義感或顧及公共利益的動機，且他們明顯是要抵抗心中認知的「惡法」。此外，一般的犯罪者或許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錯的，又或者他們並不知道自己違法而誤觸法律；但公民不服從的政治行動並非如此，他們認為自己具有道德的正當性，既然是抗議不正義的法律，自然也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非法」的。由此來看，就不能簡單把包圍立法會的人民直接等於犯罪者。
那麼，在怎樣的條件下，一項法律算是「惡法」且公民不服從具有合理的正當性呢？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論》指出，若出現嚴重且明顯的不正義之情況，公民能夠行使不服從權。也就是在整個社會制度的設計下，人民平等自由的基本權受到侵害，那麼公民不服從就具有合理的正當性。從這個角度來看，《逃犯條例》修正草案很難令人不相信是一部侵犯基本自由的「惡法」。
若警察們能夠好好省思法律、暴力與正義的關係，那麼在驅趕人民的時候，下手是否會輕一點呢？
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法律、警察、暴力與正義的思索：從香港包圍立法會的警民衝突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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