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的六四印象莫過於「沒有煙抽的日子」，及它的作詞者王丹。當年的學運領袖，如今成為人師，對於年輕人不再知道六四，他不以為忤，但當年的過程卻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熱情。
王丹是台灣人最熟悉的六四學生領袖之一，除了因為他曾長期任教於台灣，更重要的是音樂人張雨生在六四事件後，以王丹 1989 年所作的新詩「星子」，譜曲而成的歌曲「沒有煙抽的日子」。
王丹曾在受訪時說：「那時少年不識愁滋味，沒有愁也裝作愁來，寫這首詩時，是菸抽得最兇的時候。所以，故意要寫一首詩，叫做『沒有煙抽的日子』。結果後來竟然不幸言中。」
天安門清場過後，王丹展開逃亡，最終被捕入獄，便開始了真正「沒有煙抽的日子」。
事件過去 30 年，王丹歷經流亡美國取得學位、來台任教， 2 年前回到美國創辦智庫。他在六四 30 週年前夕再回到台灣，參加一系列座談。
菸不再抽了，但對當年的熱情，似乎未曾減少。接受中央社專訪當天，王丹剛結束一場演講，聲音還未能從疲憊中恢復，轉頭便訴說起當年的回憶。
他說：「回顧 30 年前，我唯一驕傲的就是，我們上街、靜坐，在全北京走來走去的，多累啊！最後還絕食，這是對生命多大的熱情啊！這是對生命最好的體驗！」
王丹說：「人活一輩子就這麼幾十年，幹過這麼件事，付出過這麼大熱情，不管結果怎麼樣，都是人生很大的成功。這就是高峰體驗，這不是很容易得到的，得到了，這輩子沒白活；沒得到，這輩子就白活了。」
如今的中國年輕人，並不知道六四這段歷史，王丹對此不以為意地說：「不知道就不知道吧，不知道又怎樣呢？他知道了，難道中國就實現民主化了嗎？不知道，難道中國就更專制嗎？也都不會吧！」
但他唯一擔心的，卻也是這群中國年輕人，擔心沒有他們當年的熱情，以及對生活有著扭曲的價值觀。
王丹表示，如今中國的年輕人受到畸形經濟發展模式的洗腦，未能建立正確價值觀。例如，從整個人類文明來講，人的尊嚴、自由比有錢更重要，但現在中國年輕世代並不這麼認為，「他們會把生活得很舒適、有沒有錢，當作價值判斷階級的最高一階」。
「你不見得非得跟我們有一樣的政治見解、跟對未來的想像，但你應該有熱情。一個年輕人，才二十多歲，連熱情都沒有了；才二十多歲就世故、圓滑，尤其沒有政治熱情，太早就已經精神死亡了。一個人如果只有生活，沒有精神上的追求，那就是行屍走肉。」
而這種現象，同樣也出現在台灣社會。王丹認為，台灣是個被中國因素「重傷」的社會，大部分人的觀念是現實的，就是「發大財」，這一點如果不改掉，台灣民主是不會鞏固的。
他指出，「要論發大財，誰能比得過中國？中國大媽都能影響國際金價，但誰願意生活在中國，中國人自己都不願意，能走則走。如果發大財那麼好的話，為什麼都離開中國？」
他表示，中國的例子就證明，「發大財」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別的事情做不好，「發大財」更可能變成危險的事，最後發了財也只能「落跑」，現在的中國就是這樣。
所以，王丹認為，認識六四是讓台灣人正確、全面了解中國的重要切入點。「如果你不知道六四，你就會以為中國只有經濟發展，其實，中國還有過人民追求自由的大規模反抗運動，以及對反抗運動的鎮壓，而且才發生在 30 年前，這也是中國。中國有一張臉是經濟發展，另一張臉則是政治對抗」。
談到台灣，王丹認為，這裡是他的精神家園，台灣的多元文化、寬容、人際關係的溫暖，還有整個社會的溫柔，這些東西在中國、在美國都找不到。
他也強調，台灣是華人社會最後的民主堡壘，「這一塊再丟，華人社會全倒退回專制」。但很多時候台灣人太小看自己了，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大的影響，台灣人應該知道自己在整個東亞、在國際社會民主世界裡的角色。
王丹表示，他曾在太陽花學運的學生身上，看到與當年六四參與者一樣的熱情。「那麼多過去只會去夜店、打耳環、喝酒的小孩，在青島東路上一夜一夜的坐，那就是熱情，那就是我希望年輕人有的東西」。
他也相信，只要台灣再次出現親中政權，太陽花學運也百分之百會再出現，而且不只一次。
他表示，在民進黨執政下，整個社會對中國因素的反彈力量受到一定的情感束縛與包袱，要是明年選舉過後，親中政權上台，這些反彈力量就會撒開手腳。
王丹說：「所以，我並不擔心親中政權上台，他們上台就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難受死了…，當然我個人不希望看到親中政權上台，但是我覺得，如果上台也沒那麼可怕，就是整個社會的力量會極大的爆發出來！」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評論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