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那年，胡佳還是未滿 16 歲的初中生，因為那場驚天動地的民主運動獻出生平第一首詩。 30 年後，詩的內容早不復記憶，但胡佳卻發現一路走來的人生與六四如此緊密相連。
胡佳是中國知名維權人士，多年來從環保、愛滋病患權益到人權等各個敏感領域，都有他努力的足跡。
不懈的付出帶給胡佳難得的殊榮，除了曾連續多年獲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也於 2008 年獲歐洲議會頒發極負盛名的「沙卡洛夫人權獎」（Sakharov Rights Prize）。
也是 2008 年，在官員眼中總是和政府不斷作對的胡佳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判刑 3 年 6 個月。
同一個人做了同樣的事，在中國和海外獲得的評價和待遇卻猶如天壤之別；而無論榮耀或鐵窗，對胡佳來說，一切彷彿在六四民主運動爆發的彼時即已註定。
今年六四前夕，人在北京的胡佳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談到六四事件對自己人生的影響。時光倒回 30 年，他說起當時那個早熟少年是如何擠在大哥哥大姐姐抗議隊伍中跟著呼喊口號，也還記得當時心中那種難以形容的激昂和悸動。
1989 年 4 月，受到中國老百姓肯定的前中國總書記胡耀邦猝逝，大批北京大學生和民眾主動前往天安門廣場悼念，卻引發中國當局的猜忌、警戒和打壓；學生運動迅速演變為對立抗爭，最終流血收場。
胡佳說，如同當時許多中國民眾，他和家人也認為中國當權派極力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其實是件好事；「哪怕我一個 15 歲的孩子都知道，被指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胡耀邦，他的死是冤屈的」。
胡佳的早熟，部分原因和家庭背景有關。他的父母早在大學時代就被打成「右派」，身為「右二代」的他從小備受歧視，也因此學習到由不同視角看事情。
1989 年學生民主運動期間，胡佳從家裡訂閱的大量報章中讀到，逼迫胡耀邦下台的當權派將學生和工人自發性的悼念活動定性為「動亂」，他雖只是一名初中三年級生，卻因此憤而加入大學生的抗議隊伍。
胡佳回憶：「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只是個中學生。當時遊行中的那種歡呼和那種熱烈，是我從沒有經歷過的，那種精神和價值，更是讓人熱血沸騰。」
六四事件如同一個分水嶺，讓少年胡佳急速成長，從此「堅決站在中國的對立面」。
身為右二代，胡佳表示，他從小就從父輩口中聽到與教科書內容完全不同的事。只是六四事件以前，「我對中國宣傳的那一套仍是將信將疑」，直到六四槍聲響起，中國軍隊打在學生和平民身上的子彈，也終於打散他僅存的幻想。
胡佳記得， 6 月 3 日那天晚上，軍隊開槍之前，意識到氣氛不尋常的父親堅決不讓他出門，「我父親拚死拉住我、封住門，不讓我出去」。
父親的堅持讓胡佳保全了性命，但 6 月 4 日那天以後，「胡佳已非胡佳」，特別是聽到中國官員袁木說出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清場過程「沒有死一個人」一番話，他對中國政權徹底心死，「黨的形象在我心中轟然崩塌，從此對黨的宣傳就一字不信了」。
維權之路多少艱辛？坐牢、被打、被失蹤、被軟禁…，但胡佳不曾畏懼或退縮。
2011 年底，出獄未滿半年的胡佳再度投入愛滋病患維權工作，他當時仍處於「剝奪政治權利」期間，當局警告他不可出外抗議，也不准接受採訪，否則將面臨 15 日拘留。但胡佳當時對媒體說，「相對 3 年半的 1277 天坐牢， 15 天拘留算不了什麼，我不怕被拘留」。
六四學運期間，胡佳在激動的心情下寫出人生第一首詩。 30 年過去，詩的內容早已記不清，但他沒有忘記當年看到政府出動軍隊鎮壓學生和平民的震撼，也沒忘卻自己暗暗許下的心願。
胡佳說，他曾經告訴自己，「應該用生命、經歷，為逝去的人做一些事」。隨著時光流逝，他更確定自己的人生不去思考付出什麼代價，而是思考對與錯。
近年來，每逢六四前夕，被列為敏感人士的胡佳都會從北京消失一段時間，遭監控人員安排到外地「旅遊」，以免「生事」。
胡佳無力抵抗「被旅遊」的安排，但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發揮一些拒絕歷史遺忘的作用」。
六四 30 週年紀念日即將來臨，不能自由活動的胡佳將以 24 小時禁食和祈禱的方式紀念六四。他說，當年逝者的血永遠烙印在他心中，他祈禱中國變革、進行和平轉型，讓六四罹難者的鮮血不白流。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評論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