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六四事件30週年　坦克邊的記憶與恐懼爭奪戰

坦克為何碾壓學生　心中迷團何時解

六四屠殺見證人、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主席方政說：『（原音）坦克在北京六部口追殺學生，所以這就是一個，六四鎮壓中的一個迷，為什麼要下這個命令？這些士兵是執行者，有朝一日我們會問這些開坦克的士兵，你們當時是怎麼想的？』

肉體的傷口，可隨時間復原；心裡的疑問，何時才有解答？

1989 年六月四日清晨，當時還是一名大學生的方政與同學平和地撤出天安門廣場，卻被高速行駛的坦克碾過，失去雙腳，現在，方政坐在輪椅上，談到多年心願；但是，與當年衝撞他的士兵對話，解答迷團，在事件平反前，根本是奢望！

回顧 1989 年 6 月 3 日晚間十點，中國解放軍戒嚴部隊派裝甲車掃除路障，強行駛入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的槍聲，從這一刻開始。

6 月 3 日到 4 日清晨，是六四事件血腥鎮壓最慘烈的時刻，方政在紀念碑周圍靜坐，堅守到最後一刻才撤出。

方政說：『（原音）毒氣彈在我腳前面爆炸，包括我被壓，還有我幫助女學生到安全地帶，整個這個過程，可能只有幾秒鐘。』

殘缺的身體，就是六四屠殺事件的重要見證，但他曾被要求，只要承認自己不是被坦克碾壓的，就可以有好日子過，但他從未屈服。

即便事過境遷，不少受害者仍活在恐懼中，無法說真話，方政說，他就認識兩個被坦克碾壓受傷致殘的人，否認自己受傷的原因，以換取穩定的生活；更殘酷的是，方政為救女同學而受傷，但女同學也不敢為方政作證。

方政說：『（原音）六四鎮壓之後，緊跟著中國就是在掩蓋事實真相，包括我救的女學生，她也說她不知道；當時，官方不承認坦克壓人的，像我這樣的事實，軍隊就說，坦克没有壓人，你不能說你是坦克壓的，你要說是軍車。』

哽咽憶六四慘案　戒嚴部隊曾消極不服從

在高壓管控下，說出真相，需要勇氣。

前六四戒嚴部隊軍官、海外中國民運聯盟（澳洲）秘書長李曉明說：『（原音）我叫李曉明，1964 年生於遼寧省瀋陽市，1989 年 5 月 20 日，我們接到了戒嚴命令以後，我就隨著部隊一起參加了北京戒嚴活動，一直到 7 月底。』

「六四事件 30 週年」研討會中，李曉明就坐在方政隔壁，一個曾是肩負鎮壓學生任務的軍官，一個是被坦克碾過的大學生，方政幽默地說，內心百感交集，他說：『（原音）李曉明當年是一個戒嚴部隊的軍官，我今天跟他坐在一起，其實也是第 1 次，也感覺怪怪的，怎麼突然……這個……我其實沒有太多心理準備，但是好在他這個部隊執行的命令跟我沒有太大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我不知道我會什麼反應，我很難說。』

李曉明說，他 6 月 3 日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6 月 4 日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集合，當時，有的軍官其實採取了消極抵抗策略，他說：『（原音）我們本來是應該 6 月 3 日或 4 日早晨第一個到達天安門廣場，但師長許峰走在先頭部隊，他沒穿軍裝，帶了幾個參謀，6 月 3 日晚上已經開槍了，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情況，所以他就有點……我覺得是應該良心發現吧！因為我們高炮團是和師部接連在一塊兒的，他回來後，我就在他旁邊，他就說，收不到戒嚴指揮部的命令，進不了天安門廣場，但是我們營長是比較單純的，他說，很奇怪？他說，我們營部有一個電臺，功率很小的，他說，我聽到了，當時戒嚴指揮部喊 116 師、116 師，你們在哪裡？我們說收不到，那個營長就覺得很奇怪。』

李曉明所屬的 116 師師長的消極抗命，讓部隊避開了最血腥的鎮壓時刻，但談到 5 日進入廣場清場看到的那一幕，李曉明突然哽咽。他說：『（原音）我在天安門廣場看到所謂廿萬戒嚴部隊，都在天安門廣場集合，我當時看到的廣場的柱子被裝甲車壓碾碎了，然後，地下有很多裝甲車的履帶印清晰可見，而且，我在垃圾堆裡隨便翻了翻，發現了一個褲子上有一個彈洞，然後……sorry……然後我還看到衣服上面留有血跡。』

李曉明是第一個站出來，公開說出六四真相的戒嚴部隊軍官，回顧 30 年前的鎮壓，目前已移居澳洲的他說，民主國家絕不會用機槍坦克對待示威者，若當年身份是學生，他也會加入參與爭取中國民主的行列，他說：『（原音）因為當時我是軍人，必須服從命令，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是在北京的學生的話，我也可能去上北京，一樣！一定是上北京去遊行去，一起呼籲民主啊！反對貪污啊！像那些所有學生做的一樣。』

記憶的戰爭　造成對六四集體失憶

六四事件是中國近代史上，爭取民主自由最慘烈的一場戰役，許多人像方政、李曉明一樣，經歷了那段過程，將真相公諸於世，當然，更多人選擇刻意遺忘，前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夏業良更直指，這是一段在中國教育中的集體失憶工程。

夏業良說：『（原音）對於中國年輕的一代，很多人都在問同樣的問題，六四屠殺真的存在嗎？很多現在的青年人，二、三十歲的人，他們認為這是西方造出來的假的東西，就算你把這個影片給他們看，他們都說，影片或照片都是可以合成的，所以，這個很可怕，這個歷史的真實，這麼大的一個悲慘的屠殺事件，居然被中國官方營造出了這樣的一個後果，讓它消失了。你有没有辦法讓金字塔消失？有沒有辦法讓中國的長城消失？但是你可以把一代人的記憶給它抹煞掉，這就是中國洗腦教育。』

夏教授指出，當年清場過後，中國對六四的定調先是「反革命暴亂」，接著是「動亂」，再來是以「風波」輕描淡寫，現在的中國教科書則是隻字不提，他表示，「悶聲發大財」成為中國策略，讓年輕世代物質化、大眾娛樂化，不用去想文革、大飢荒、六四屠殺等事件。

六四學生領袖封從德則認為，全球在中國的主導下，正在打一場記憶的戰爭。

封從德說：『（原音）從六四屠殺一開始，就形成了一個關於記憶的戰爭，這場戰爭的主導就是中國，並在全世界發動。六四不光是一個直接的暴力，25 萬野戰軍殺到天安門，然後有三千學生和市民死亡，上萬甚至數萬的受傷，不光是這麼一個暴力，六四到今天的暴力，就是對結構性的暴力來控制海外的民運和中國的民運，讓後來的人、現在的年輕人他們再重新去反抗中國的時候，就像我們在 1989 年反抗中國的時候一樣，頭腦裡邊是白癡。我很高興今天我們開這個研討會是在台灣，如果我們這八九年就知道中國的道統、中國的國統、中國的法統，全部都在台灣的話，八九民運一定是另外一番景象，因為我們以為共產黨是爭取民主的，國民黨是專制的，我們完全沒有真實的概念，如果那個時候有這樣的概念的話，整個八九年，我們就可以把一個天安門廣場，變成幾百個天安門廣場，就是今天的茉莉花模式。』

雖外在環境更緊縮　但抗爭留下可貴的覺醒

六四事件過後 30 年，現在的中國，如何呢？

東吳大學文理講座黃默教授分析，1989 年，民主與專制對抗，雖以失敗收場，但以當前情況來看，中國內部社會抗爭仍舊未間斷過，且目前當權者主張經濟優先的中國模式能否成功，外界存有諸多質疑。

黃默教授說：『（原音）這樣壓迫知識份子，很難想像，這個社會的創造力量從哪裡來？活潑的能量從哪裡來？所以，我持懷疑的。』

中國官方的壓抑下，現在公民運動看似退回到八九民運剛結束後的困頓，但獨立學者崔衛平認為，每一場運動，都會留下覺醒與價值，她並不悲觀，崔衛平說：『（原音）公民社會之後不斷遭到打壓，從現在來看的話，有點像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的這個結局，陷入了困頓，但是，我對每一次運動都留下了社會的覺醒，正能量肯定儲存在什麼地方，不要因為一時的低落而就陷入一種絕望當中，我對中國人的基本的判斷力和對民主的嚮往，我是有信心的。』

六四事件 30 周年研討會中，不少與會者期盼，有朝一日，能到「中國」舉辦六四研討會，就如同方政期待的，真相早日水落石出，讓更多人可以站出來說，我也是見證人！

方政說：『（原音）我想有朝一日，如果中國的政權有點鬆動或者是反轉，很多人就會出來說，我在六四事件中看到了什麼！没有恐懼，有了自由的狀態，這樣的人就會多了，到時候，很多人就會說，我是王維林了，對不對？也許不只有一個，呵！到時候要鑑別那個具體是誰了，對不對？呵！』

方政的笑聲，充滿對自由中國的期盼；30年前，「王維林」隻身站在坦克車前，阻擋車隊前進的畫面，震動世人！當没有恐懼，真相可以大白的一天，也許中國真的不是只有一個「王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