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quote quote=”認識近代西方勢力對台灣的影響,揭開摯愛福爾摩沙的古今身世與困境。” style=”default” align=”center”][/bs-quote]
西力東漸與荷蘭對台灣西南部的「先占」:
一、日西交涉與兩國的台灣占領計劃
台灣雖甚早即為中國大陸所知,但與外界的接觸卻十分稀少。惟自十六世紀以後,由於歐洲人的東來,使得位於南中國海樞紐的台灣,自然成為國際政治矚目的焦點。葡萄牙人在 1511 年攻略麻六甲之後,接著北上抵達中國的廣東,並取得澳門為根據地。其後,他們在 1540 年前後得知日本列島的存在,從此該國商船即年年北航,持續著對日貿易關係。當其北行途中,於海上遠眺綠蔭蔥蘢的台灣島時,不禁脫口而出:「Ilha Formosa(即美麗之島)。」葡萄牙人根據中國人的傳聞所知,將台灣以小琉球(Lequeo Pequeno)之名稱之,並將其明記於地圖、海圖之上。爾後,
台灣因有葡人的命名與介紹,廣為歐洲各國所認識。當時,歐洲各國船舶航經東亞時,常為躲避暴風雨或取水而停靠台灣島。不久之後,列強開始認識到這個島嶼的重要性,從而萌生占領台灣的野心。
當時日本適值戰國時代落幕,進入豐臣秀吉治下的短暫太平盛世。秀吉以平定戰亂的餘威,亟思對外擴張。首先,他出兵侵略對岸的朝鮮半島,並與明軍長期對壘,其次則試圖招諭南方的琉球、台灣以及菲律賓。 1591 年 9 月,秀吉派遣原田孫七郎至菲律賓要求該地入貢。兩年後的 1593 年,秀吉因長谷川宗仁法眼的獻策,命原田喜右衛門策劃招撫台灣事宜。
顯然,在當時日西間使節往返頻繁之際(西國船貨被沒收、教士被處刑),馬尼拉政廳於聽到此種傳聞時,自不免將招撫台灣想為日本遠征菲律賓的第一步,從而深感畏懼,心驚不已。
1597 年 6 月 19 日,馬尼拉總督古佐曼(Don Francisco Tello de Guzoman)召開軍事會議,提議應先發制人以資對抗,主張搶在日本之前占領台灣。同月22日,古佐曼總督再次召開軍事會議,強調該案須刻不容緩地決斷實行,但因馬尼拉的兵力不足而取消計劃。在此一期間,由於秀吉和原田喜右衛門相繼去世,馬尼拉政廳得以暫時喘息,於是征台主張亦不再有其必要。
秀吉之死使日本經略台灣的計劃一時冰消瓦解。但進入江戶時代之後,台日間的經濟關係日益緊密,特別是為了避開明朝嚴格的海禁政策,使得日中貿易往往在台灣秘密進行,因而更加凸顯台灣的重要性。為此,原本在對外政策上採取消極姿態的江戶幕府,亦深感有必要掌控這個貿易據點,因而德川家康乃沿襲秀吉的遺策,於 1609 年命令薩摩藩的島津家久在征伐琉球之際,亦同時密令長崎的有馬晴信嘗試占領台灣。
同年春天,有馬晴信遣部下千千石采女到台灣,千千石采女確曾在台灣沿岸進行探險,並派出陸戰隊登陸屯駐,但因遭遇原住民的攻擊而敗走。當時,千千石采女曾將若干擒獲的俘虜獻予幕府將軍德川家康。家康對彼等十分禮遇,並於日後悉數遣送回台。
在其後的 1615 年,德川家康為因應國內要求恢復日中貿易之聲浪,再次命令長崎代官(約為今之市長)村山等安嘗試占領台灣,以做為突破對中貿易僵局的第一步。村山於翌年 5 月 14 日,完成遠征準備,以其次子秋安為總指揮官,率領軍艦13艘、兵士二、三千人赴台。然而,該遠征軍卻在琉球海域驟遇颱風,艦隊為之四散,僅一船勉強開抵目的地,但其後遭原住民攻擊而全軍覆沒。至此,由於兩度征台均告鎩羽而歸,使得家康終於放棄占領台灣的野心,轉而致力於原先標榜的和平外交,避免再與外國衝突。(以上節引自拙著《台灣國際政治史研究》,法政大學出版局, 1971 年, 8-12 頁;同書李明峻譯《台灣國際政治史》,前衛出版社, 1996 年, 10-5 頁)
二、荷蘭對台灣西南部的「先占」
長久以來,荷蘭一直滿足於擔任西、葡與中歐諸國間仲介貿易的角色。但自荷蘭於 1582 年脫離西班牙統治之後,不得不放棄原有的仲介貿易,轉而致力於開拓東洋貿易。 1602 年,荷蘭在阿姆斯特丹創設「聯合東印度公司」,並以印尼的巴達維亞作為經營東洋的本部,全力開拓東亞(特別日本與中國)市場。
1604 年 6 月,荷蘭艦隊司令官韋麻郎(W. V. Warwyk)率艦隊自巴塔尼(Patani)出發,準備航向中國大陸與明朝交涉,但途中於廣東沿岸附近突遭颱風所襲,而於 8 月 8 日,意外漂抵澎湖。在當地中國商人李錦、潘秀等的建議下,他決定占領該島,以展開與明廷的貿易交涉。然而此舉遭到明朝的強烈反對,福建總兵施德政更派遣把總沈有容率大群兵艦前往,要求荷蘭退出澎湖。韋麻郎忖知不敵,乃於該年 12 月 15 日,黯然返航巴塔尼。
1619 年 7 月,荷英兩國締結攻守同盟,於台灣海峽和馬尼拉附近佈署艦隊,襲擊西葡兩國的商船和前往馬尼拉的中國商船,以妨害彼等在此地區的通商行為。馬尼拉政廳由於深受其苦,乃向西班牙政府提出建議,要求占領台灣西岸要港以資對抗。 1620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新總督科恩(J. P. Coen)到任,當他發現上述馬尼拉政廳的動向,乃指示務必占領台灣以先發制人,並於 1622 年 4 月任命雷約茨(C. Reijersen)為司令官,率艦隊向南海出發,令其攻擊葡萄牙的根據地澳門,以及占領台灣、澎湖等地。
雷約茨司令銜命率8艘軍艦出動,於同年 6 月 21 日,抵達澳門外港。他在與荷英聯合艦隊中的兩艘荷艦會合之後,於 24 日開始攻擊澳門。然而,由於葡軍堅守陣地,荷艦屢被擊退,終於在 29 日被迫撤離,轉而向澎湖進發。 7 月 11 日,荷軍登陸白河(媽宮灣),攻占該島。
在占領澎湖之後,雷約茨再依總督訓令,於同月 27 日,親率兩艘軍艦前往台灣探險。他在測量台灣西部海岸之後,先在大員(即今之安平港)建立橋頭堡,但由於該港水淺,不利大船出入,故乃於 8 月 1 日,決定折返澎湖,先在該島西南角建築要塞。為此,被強制參與構築要塞的該地男子,在要塞完成之際,竟有 1,300 人慘遭餓死。
一方面,明朝對荷蘭再度占領澎湖一事,並未坐視不管,立即由福建官憲強硬要求荷蘭撤離。期間,幾經交涉之後, 1624 年 2 月 8 日,守備王夢熊突然率 50 艘中國船艦出現於澎湖群島北端,一時戰雲密布,情勢告急。雷約茨為對抗中國的攻擊,於同年 4 月底下令破壞大員要塞,並將該地守軍撤返澎湖。
當此時,新任巴達維亞總督卡本蒂爾(P. de Carpentier)正好到任。由於雷約茨此前曾數度向東印度公司申請解職,卡本蒂爾乃於同年 5 月 4 日的參事官會議中,重新任命宋克(M. Sonck)為司令官,同時訓令他務必堅持一貫的強硬態度。可是,此項訓令係卡本蒂爾總督在不明現狀下所發出,當新司令官宋克於 8 月 2 日抵達澎湖時,形勢完全超乎其想像之外,全體不過 800 餘名的荷蘭軍,正面對總數在萬人以上且不斷增援的中國軍隊。
宋克深知無法與敵交戰,乃與明軍主將俞咨皋交涉,雙方達成下列三項協議:
- 荷蘭從澎湖撤退
- 明朝不反對荷蘭占領台灣
- 保障荷蘭與明朝的通商
8 月 26 日,荷蘭燒毀澎湖要塞,並於 9 月上旬進入大員,占領台灣西南部,開始實施殖民統治。
此為荷蘭占領台灣的經緯。如《中華叢報(Chinese Repository)》所記載,亦為日後許多學者所言,
當時明朝之所以不反對荷蘭占領台灣,係因明朝自始即不視台灣為其主權所及範圍,因此上述協議絕非意味明朝將台灣割讓給荷蘭。
以上節引自《台灣國際政治史研究》, 15-8 頁;李譯, 15-8 頁。
西班牙占領台灣北部及其統治始末:
一、西班牙征台的經過以及荷蘭的反應
荷蘭占領台灣之目的,如上述主要是要做為與中國大陸通商的中繼地。但同時也是要妨礙馬尼拉的對中與對日貿易,因此西班牙為謀求其在此地域的安全,亦訓令馬尼拉政廳設法占領台灣。
於是,馬尼拉總督斯爾瓦(J. de Silva)籌劃將荷蘭人驅離台灣,決定派遣瓦提斯(A. C. de Valdés)率軍艦2艘、帆船 12 艘,載著三連步兵( 200名 ),出發攻占台灣北端。 1626 年 5 月 10 日,瓦提斯率艦隊繞過台灣東岸,於洩底灣(澳底)上陸,並將其東北角海岬命名為聖地牙哥(Santiago,即今之三貂角)。其後,瓦提斯再偵察附近一帶,發現北方更有良港,乃率艦隊進入雞籠(即今之基隆)。
他將該港命名為Santisima Trinidad,登陸雄踞港前的社寮島(今和平島),並於其西南端建聖薩爾瓦多城(San Salvador)。此外,西班牙也於社寮島東方山丘設置堡壘,統制港內通行,意圖掌控與日本、中國貿易。
在此期間,斯爾瓦總督因故辭職,改由塔佛拉(J. N. de Tavora)接任總督。新總督對於將荷蘭驅離台灣一事,擁有不遜於斯爾瓦的決心。 1626 年 7 月,他於就任初期即派補給船支援台灣遠征軍,但卻於途中遭遇暴風失敗而返。翌年 8 月,他排除一部分人的強烈反對,親率艦隊前往邀戰,嘗試將荷蘭人驅離台灣。然而,或許是天運不佳,艦隊再於呂宋島西南端波傑多岬(Cape Bojeador)遭逢颱風,使其不得不鎩羽而歸。隨後,占領基隆的西班牙人於 1628 年進入淡水,於當地建聖多明哥(San Domingo)城,並招撫附近的原住民,鞏固其在台灣北部的「先占」統治。
毋庸置疑地,對於西班牙人占領台灣北部一事,荷蘭人當然不會坐視不管。 1629 年 8、9 月,荷蘭派軍攻擊台灣北部,但由於西班牙人防禦堅固而被擊退。其後,荷蘭為了專心解決與日本的紛爭(後述),同時亦忙於在印度及南洋和葡萄牙交戰,使得兵力一時無法分撥,再加上要壓制台灣南部原住民的叛離,因此只好暫緩對台灣北部的攻擊。(以上節引自《台灣國際政治史研究》, 22-3 頁;李譯; 21-3 頁。)
二、招撫原住民與統治權的建立
西班牙占據北部台灣初期,首要的措施,當然在於築城建堡,防範荷人的襲擊。其次,為了擴張並確立其政治基盤,仍需招撫附近的原住民,而給予教化。當西班牙人如上述,於 1626 年 5 月登陸洩底灣,進駐社寮島時,島上既有 1,500戶 住民,因被砲聲震害,逃避山中。遺留的食糧被西班牙軍搶奪而去,因而感到非常憤怒,時想乘機報復,神父馬丁尼茲(Bartolomé Martinez)為從中疏通彼此間感情,乃先學習語言,或贈物,並時常向他們勸告,他們敵視的態度終於轉變為友誼可靠。嗣後,馬丁尼茲神父陸續在社寮島及該島對岸的中國人社區建立教堂,對原住民與漢人盡力的傳道佈教。
1627 年西班牙人開始向台灣西北部淡水方面擴張政治版圖。當時淡水河地區的居民夾河分為兩派,互爭勢力。其中有一派的頭目要求西班牙人援助。其時因菲律賓補給船隻不來,中國人亦不來航,西人食糧常缺,雞籠城守將瓦提斯,想利用此機會展開有利的局面,即派Antonio de Vera帶兵 20 名往赴淡水。頭目接連一、二個月間甚為歡迎西班牙人,致使Vera因被過度款待而生懷疑,曾要求雞籠增派兵若干名。果然,懷有惡意的頭目秘密與對岸頭目言和,一日誘西班牙人打獵,乘其不備,襲殺Vera及兵士 7 名。其他倖存者倉惶駕小舟逃至雞籠,報告事變。
時適馬尼拉派來的補給船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號抵達雞籠,船上載有Lázaro de Torres隊長及 60 名士兵,於是雞籠駐軍守將遂派Lázaro de Torres隊長帶著 100 名士兵到淡水尋仇。當地住民很快地離開聚落,西班牙人進入住民的穀倉搶米,米糧塞滿一艘軍船和四艘大舢舨。最後西班牙軍隊帶著大量食物並奪其小舟而還。但經過此次衝突,西班牙決定將淡水完全置於其勢力之下。於是 1628 年雞籠守將瓦提斯派遣軍隊占領淡水,並在此地建造聖多明哥城寨、駐紥守兵(前述)。神父馬丁尼茲也隨軍來到此地,準備向附近村落傳教。然在未見結果之前,他於 1629 年 8 月 1 日,與其他 8 人同乘一小船赴雞籠途中,不幸因波浪覆沒,溺斃水中,結束其熱忱的傳教生涯。
續馬丁尼茲神父之後, 1631 年耶士基維(Jacint Esquivel)神父來台致力於傳教工作。他首先感化Taparri(即金包里)和Camauri(即瑪陵坑)的村民歸化天主教,並於兩地建立教堂。稍後也在淡水附近散拿(Senar)村落,教化不願歸順的村民,並在該地建立教堂,舉行盛大的慶典,更進入北投一帶傳教。
另耶士基維神父在淡水過著苦行生活,並努力學習言語,於數月間,編成一部豐富的《淡水語辭彙》(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又譯有《淡水語教理書》(Doctrina Cristiana en la lengua de los Indios Tanchui en la Isla Hermosa),僅他一人,所留下的業績,即如此顯耀輝煌。
1632 年 3 月,由 80 餘人組成的一個西班牙探險隊伍,溯淡水河而上,順武朥灣發現現在的台北平原,再進入另一水流,發現基馬遜(Kimazon)河(即今基隆河),始知依此航行,經里招古(Lichoco)可以到達雞籠。經此次探查,西人乃開闢雞籠通台北之陸路,沿途的原住民,包括基巴亞(Kipatao,即內北投)里招古(即里族)、卡馬古(Camoco,即大浪泵)、毛白(Maupeh,即大稻埕)等社相繼就撫,新店溪一帶的布羅灣(Pulawan,即武朥灣)、三貂角之卡起那灣(Kakinaoan,即三貂社)等諸社也皆歸順。
在此同時,西班牙人也開始注意台灣東海岸地區。在蛤仔難(Gabaran噶瑪蘭,即今宜蘭)當時有 40 個以上的部落,住民秉性剽悍。但因此地居於台、菲間往來的要衝,且相傳有金、銀等礦石與米穀、鳥獸、魚貝之利,西班牙人早即垂涎。 1632 年 3 月,有一船自雞籠出帆向馬尼拉航行,不幸漂至其地, 50 個船員(其中有西班牙人、中國人、日本人等)均遭殺害。於是西班牙人決心加以討伐,乃派西班牙士兵 30 名及若干Cagayan土著兵前往燒毀其七村落,殺害住民約 11、12 名。但剽悍的原住民據深山險要,堅強不屈。 1634 年羅明勒(Alonso Garcia Romero)任雞籠守將,再興問罪之師,遣西班牙士兵 200 名、土番兵 400 名討伐其地,有相當戰果,並留若干兵士駐紮其地後凱旋。此次遠征,使東北海岸地區置於西班牙勢力之下,神父Garcia即入其地開始傳教,並獲有多數受洗者。於是北部台灣以及東部的一部分,均歸屬於西班牙勢力下,宣教師們的活動範圍也因而擴大。
據稱 1636 年時有一千名住民信仰天主教,還有許多村落希望能有傳教士前往,這可視為西人治台的巔峯。然而隨後,因為政治、經濟的因素,如下述西人逐漸將台灣忘卻,終被荷人輕易地征服,走入歷史。
三、荷西決戰與荷蘭獲得台灣全島主權
當馬尼拉政廳占領台灣之初,西班牙人預計中國商船可能多數航來雞籠貿易,同時也希望冷卻已久的日菲關係(自 1628 年西班牙人在暹羅湄南河發生燒毀日本船事件後,日本對馬尼拉政廳之感情極度惡化),能以此港為媒介,再度復活起來。然而,事與願違,最接近中國的淡水雖已開港,但中國商船仍寥寥無幾。再加上日本於1635年發布海外渡航禁令,使得雞籠做為貿易中繼港的價值大減,西人占領台灣之目的,已失其大半。且雞籠氣候不順,移民與駐留的士兵因罹患風土病而死亡者頗衆,故自 1633 年有多數自由移民,紛紛回歸馬尼拉,西人據台的熱情,日漸冷淡。
1635 年 6 月,柯奎拉(S. H. de Corcuera)被任命為馬尼拉總督。他從在日本的傳教士得到情報,知道對日貿易的希望已落空,認為占領台灣徒增馬尼拉政廳的經濟負擔,已屬不必要。乃決意專心征服菲律賓諸島,而將台灣守備兵員減少,導致西班牙的台灣統治力相當薄弱。
1636 年淡水散拿(Senar)村民發生叛變,他們不但殺了神父、燒毀村莊和教堂,同時也向淡水堡壘附近的西班牙士兵偷襲,西人士兵 12 名及一些工人、婦女、小孩死亡,其他的人逃入淡水堡壘,死屍散在原地十二天,西班牙人不敢前去處理,因為「我們人數如此少,而敵人如此多」。
儘管如此,柯奎拉總督仍無意守護台灣, 1638 年他再下令破壞淡水的聖多明哥城,並精簡雞籠港一帶的堡壘,最後甚至縮小聖薩爾瓦多城的防備。如此,於 1640 年左右,雞籠城只留有西班牙兵 50 人、Pampang土人士兵 30 人、奴隸 200 人、中國兵 130 人,獨守主城及堡壘一所而已。
1641 年,西班牙斷絕與葡萄牙的政治同盟,荷蘭認為必須把握此一大好時機,乃再度決心要將西班牙勢力趕出台灣。荷蘭的台灣長官確認能占領基隆的可能性之後,即向西班牙駐軍招降,但遭到西班牙雞籠守將波特里奧(G. Portillo)斷然拒絕。波特里奧立將事態急報馬尼拉政廳,並請求援軍馳赴增援,但由於柯奎拉總督幾乎不關心台灣問題,因此僅同意補充火藥 2 樽、青年 4 人、土民 10 人、士官 2 人和水手若干人。此舉使得守軍士氣大為低落,也導致敵軍更易進行攻擊。
此時,荷軍已準備大舉攻占雞籠。 1642 年 8 月 17 日,荷軍艦隊司令官哈勞榭(H. Harousé)率戰艦 5 艘及帆船數艘殺奔雞籠,兵員共計為 690 人。同月 21 日,荷軍於社寮島東北角登陸,攻擊聖薩爾瓦多城。當時,西班牙守軍不過百人,加上Pampanga原住民傭兵 150 人和城內居民 80 人,在奮勇堅守 6 日之後,終於寡不敵眾。 1642 年 8 月 26 日,西班牙雞籠守將波特里奧被迫投降,而與荷蘭締結和約。條約內容如下:
- 城主與士兵均解除武裝,出城至修道院(當時社寮島上有聖多明尼奧教堂和聖法蘭西斯教堂)放置武器。
- 個人除攜帶一至二包衣物外,不得搬走任何物品。
- 傳教士亦只能攜帶衣物出城。
- 在其他命令下達之前,所有人等均宿泊於修道院。
- 所有人等(計 446 人)均送往大員,並在接獲進一步命令之前滯留當地,等待巴達維亞總督決定關於釋放西班牙士兵之補償金問題。
如此一來,西班牙遂結束其對台灣北部長達 16 年的占領。
此時,從荷蘭所使用的文字(如釋放西班牙士兵是否要求補償金問題等),即知是依據國際法上所謂的「征服」(conquest/subjugation),而使其成為台灣唯一的統治者。
本文摘自《台灣政治社會變遷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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