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到今年五一勞動節，工運界沒辦秋鬥遊行，更沒有春鬥，反而華航機師春節罷工、長榮空服員醞釀罷工較受矚目，勞工遊行愈辦愈小，反映出動員方式與社會氛圍的轉變。
秋鬥是勞工爭取權益最具代表性的工運遊行，1993 年工人立法大遊行是首次被稱為「秋鬥」的遊行，此後每年一到 11 月就有勞工秋鬥，直到去年因故取消遊行，參加秋鬥的勞工僅 40 幾人，成為史上最小秋鬥。
回顧解嚴之後，勞工遊行活動開展，1998 年達到巔峰，當年的五一遊行超過 1 萬人走上街頭。直到近年，參與勞工運動及關注勞工議題的人數越來越少；同一期間， 2016 年號稱史上顏值最高的華航空服員罷工，卻爆發強大的抗爭能量 。
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秘書長韓仕賢受訪表示，台灣的工會運動遇到限制跟困難，才會導致傳統遊行的工運模式有萎縮的現象。
韓仕賢說，台灣有 900 萬勞工，不少人參加職業工會，由於職業工會日常業務是勞、健保的收保費與辦給付等，對工運並不關心，職業工會勞工多數也只是單純加保，沒有想法、也沒有意願跟能力去關切勞工議題。
韓仕賢表示，一方面是職業工會的勞工幾乎不會去參加勞工遊行，另一方面台灣的工會組成以企業工會為主，一些企業工會不見得會加入全國的總工會系統，再者，加上每年的勞工遊行訴求都是以議題政策的「倡議」為主，動員能量就會很低。
學者另有見解，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潘世偉認為，勞工遊行萎縮跟「環境」比較相關，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林佳和也認同，參與工運的人數變少，主要是政治經濟氛圍不一樣了。
潘世偉說，台灣勞工本身很個人主義化，要有集體行動的困難度本來就很高，而且勞工的組成背景越來越多樣化，因此很難在同一個議題中達成共識，導致社會對於工運的認同難有共識。
潘世偉說：「台灣人都想要靠政府解決問題，只要發生問題就希望政府直接解決。」以縮短工時的政策為例，有人就認為加班時數不能太高，要避免勞工過勞，但有人就認為賺取加班費才是重要的。
林佳和說，人數最多的勞工遊行是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當年社會情勢很差，有許多關廠歇業、勞工失業等事情發生，促使民眾為了生計走上街頭。
林佳和也表示，前幾年政府推動年金改革時，就有許多反年改的團體願意動員加入工運，因此工運興不興盛，還是跟當年度的社會氛圍有關。
「不是說（生活） 過的好，就不需要出來」林佳和說，組織動力就不足，又沒有社會氛圍的襯托，加上勞工遊行比較像是「抗爭性嘉年華」，不是拿來解決具體問題，而是做為控訴，因此有能力的工會，也未必願意參與勞工遊行。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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