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芋傳媒記者邱家琳報導）野草莓學運結束至今，已過十年光陰，太陽花學運也即將屆滿五週年，當年的參與者從中獲得什麼體悟？現在又有了哪些新身份？曾是台北野草莓要角的謝昇佑，在 2012 年創辦社會企業「好食機」，關注台灣農業與食品加工產業議題，希望透過輔導小型生產者，建立友善農食生產方式，並藉此解決社會問題。
提及逐漸淡出社運圈、決定創業的原因，謝昇佑感性說道，他對社會的關懷始終沒有減少，只是實踐理想的策略與方式變得不一樣，台灣的社會運動裡已經不缺批判者和倡議者，比較缺乏跳進經濟市場中尋找實做解方的人，他也比較喜歡去做沒有人做的事情。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這幾年創業後，我深刻感受到社運圈或者所謂公共知識分子與一般人很遙遠，不只是語言表達深淺的問題，而是整個人所呈現出的身心狀態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兩種『美學風格』。」謝昇佑表示，人類世界最暴力的東西是美學，因為美學沒有標準，覺得一個東西醜，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讓你發自內心的感到作噁、討厭。
謝昇佑繼續說道，如果他們這些自認具有批判能力的人，都沒有辦法試著去擁抱大眾的美學品味，憑什麼要求大眾去接受菁英的審美觀？甚至到最後變成孤芳自賞，從身心狀態就劃了界線，因此他花很多時間學習庸俗，嘗試去做自己覺得很庸俗的事情。
叛逆小子讀博士 參加學運關懷社會
或許有過叛逆的經驗，更讓人懂得關懷社會。現年 43 歲的謝昇佑，出身嘉義，在國高中時期不愛讀書，經常抽菸、打架鬧事或騎摩托車出去玩，高二上學期就被退學，轉到高雄佛光山去唸書。他笑說，當時全班 49 個同學，只有 7 個同學從高一入學就讀，其他 42 個同學都是各地被退學的學生。
高中畢業後，謝昇佑曾做過工廠、PUB 吧台，印象最深的是在三重一家製造牙科治療台的工廠那段時間。他回憶道：「繼續學業完全是個意外，當時的廠長很照顧我，勸身材瘦弱的我去讀書，廠長告訴我『要想辦法拿筆吃飯，不然拿榔頭吃飯會餓死。』另一方面也是兵役快到了，那時候還沒有想要當兵，於是報名補習班，準備考大學。」
圖片來源：取自謝昇佑臉書
考取實踐社工系後，謝昇佑與原本的朋友逐漸疏離，但與班上同學也處不太來，對他來說，大學生的夜生活很無聊，唱歌、騎車郊遊、喝酒與泡 PUB 等娛樂，他早就都玩過了。後來，班上有個年紀相仿的轉學生，帶著他一起到小劇場參加讀書會，念一些社會學理論，讓他開始覺得讀書很有趣，因此繼續就讀東吳社會所與台大城鄉所博士班。
從研究所起，謝昇佑認真鑽研理論，參與許多研討會與讀書會，但 2008 年陳雲林訪台，讓還在就讀博士三年級的他，意外參與社會運動。他說，陳雲林來台期間，警察與民眾發生衝突，讓許多人感到很憤怒，下課時，台大社會所的學弟告訴他，有群學生在行政院前面靜坐，要不要過去看看，結果他們到現場坐下來後，就離不開了，聚集的人越來越多，他也就越捲越深。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野草莓學運的狀態很特殊，它是一個跑在那個年代之前的社運形式，你現在看到的網路直播，在野草莓就有了。」謝昇佑表示，沒有組織的群眾走到廣場後，每個人拿出他既有的能力，擅長組織的就去串聯，會直播的馬上弄個直播，會音樂的就組團，但因為太長一段時間，彼此之間沒有連結與網絡，突然各方人馬衝進來，在那裡競逐決策權。
謝昇佑也指出，這讓社運團體意識到建立信任與平常的網絡連結很重要，後來的社會運動也都更加成熟，盡量避免無架構式的混亂、到了現場才在就地組織的狀況。像 318 學運為了不讓野草莓的「各自為政」再現，學生進入議場後便建立「黨中央」，控制整個場域，但是否做過頭，有沒有保持社會運動的開放性，這都是歷史過程的學習。
創業一路燒錢 認知理想與現實的距離
野草莓學運結束後，謝昇佑積極參與社運組織、了解社會議題，2010 年到青平台基金會工作，協助社運、培養青年批判思考的能力與打造公民平台。他感性說道：「社運從來都不會有真的結束，也不是你說離開，就能真的離開，很多事情與人牽扯在一起，可能去幫忙誰，然後越結越深。」
但參與社運越深，謝昇佑就越是感覺到其中的問題與瓶頸，決定在 2012 年創業。他說，可能因為他的人生經歷，讓他在做事情時沒有那麽教條，但有些社運的經營方式很怪，他很難說服自己那是合理的，像社運不出去賺錢，而是用募款，理由是他們批判既有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但捐款者的錢也是從資本體制下賺來的，那為什麼不自己賺？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謝昇佑認為，很多時候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是根植在經濟結構底下，像環境問題是過度強調經濟產值、忽略其他價值所導致的，那為何不從前端經濟活動來降低這些問題的發生？有人會說，資本家為了賺錢所以不願意。那為什麼他們這些有理想有理念的人，不自己跳下來呢？如果連他們都不做到，去指責那些資本家個人又有什麼意義？
「這是一個實作方法的問題，不是倡議的問題。 」謝昇佑指出，如果連有理念的人都不去做，連實際的瓶頸都搞不清楚，他們的理想終究只能以批判者的姿態表現，對現實推進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或許社會進步的 credits 終究是落在生產批判論述者的身上，但他們都很清楚，真實的社會進步，必須在實作進程中一次又一次找到關鍵突破點，並且累積出可以操作的系統，可能真正的發生改變。那些在實作場域找方法的人，更令他欽佩，也是想要學習的對象。
不過，「好食機」有好幾年的時間都是在賠錢，直到 2017 年才轉虧為盈。「好食機」最初的做法是組織「社區菜市長」協助農友，把生產者的東西直接銷售到某個社區，減少中間盤商的環節，但謝昇佑發現這個模式雖能運作，卻大有問題，不能成為商業模式，這個錯誤也給了他很大的體悟，認知到理想與現實的差異。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農民直接連結到消費者是浪漫的幻想，在實務上是不可能的。」謝昇佑說明，以台灣的小農體制來說，農民端必須集貨共同運輸，才能負擔運銷的成本，而貨運到消費地之後，也需要集散，因此就會產生產地盤商、消費地盤商和零售通路這些腳色。
謝昇佑也提及，剛創業的時候，沒有搞清楚整個結構，只是浪漫地想要批判資本主義的商業體制，想要減少中間環節讓兩邊獲益，到頭來才發現自己根本搞錯了，因為就算你讓社區跟農民自己訂購，透過宅配物流送到社區，結果宅配物流的過程還是一樣要經過產地和消費地集散的結構，感覺上中間環節變少了，其實不過是宅配物流業者獨大，並不見得就是好事。自己創業後才慢慢體會到，問題不在中間一層又一層環節，而是這些環節是否建立在合理、公平的合作關係中。
「好食機」改變營運方針 轉虧為盈
回顧創業歷程，謝昇佑雖逐漸淡出社運圈，但仍會幫忙，2013 年將「好食機」辦公室遷至台北後，許多社運認識的學弟妹會在裡面開秘密會議，變得像社運招待所。他坦白道，自己初期沒有太認真經營事業，社運團體來的人比商業還多，318 學運爆發後，他很自然地被捲入裡面，但要成立決策小組時，他就趕緊從議場溜出來，避免參與太深，希望能用另個方式來實踐社會理想。
但後來發生 323、324 佔領行政院事件，謝昇佑再次被捲入其中，事業的發展也有了些延遲。他表示，社科院學生想要佔領行政院，但議場裡的同學希望維持現狀，原本雙方在溝通協調這件事，突然就爆發，有人就先衝進去，他本來跟兩個老師在外面，就緊急到裡頭解圍，希望能控制現場秩序，確保學生的安全，自己被判刑也是因為這件事。
芋傳媒記者邱家琳攝
經過四年多的摸索，「好食機」現在以輔導小型生產者為主，透過舉辦工作坊與編寫課程等方式，提升生產者的食安品質與自主管理能力，同時與大型消費者合作，將他們的產品提供給企業的採購或作為中央廚房的食材。目前合作的對象包含種米、水果與蔬菜的農友，以及豆製品加工、製造油品、烘焙等不同產業。
對於「好食機」轉虧為盈、營運方針改變，謝昇佑表示，在農業產銷體制底下，有很多不健康的現象，如果把它丟掉，另外建構一套結構，需要耗費很大的社會成本與工程，但一條合理的社會改革路徑，一定是從既有的功能接出新的渠道，形成對彼此更公平的連結，然後再逐步擴大「求解範圍」，直到找到翻轉整個結構的關鍵點，才能產生結構改變的效果。
圖片來源：取自「好食機」臉書
謝昇佑也提到，他以前服務生產者的時候，都不太敢說要收費，但收費其實不等於資本主義，彼此可以用各種方式交換，不一定要用貨幣，但必須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如果沒有更好的交換機制，就暫時用貨幣作為交換，總不能硬塞個他不要的東西。他的服務必須提出合理、對等的對價，他很清楚這不是慈善，自己做的不是功德而是事業，這才是真正公平的社會網絡與社會關係。
「創業後，有人會揶揄我說『謝先生現在不過就是個商人』。但你批判資本主義，卻不投身商業，那就很難找到實作上可行的另一條路。」謝昇佑表示，事實上，商業作為一種社會交換得經濟體制，無論從歷史上或者理論上來看，並不是只有資本主義一種模式，只是大家似乎習慣只有資本主義一種方式。
對謝昇佑來說，在理論上和思想上批判資本主義已經沒有興趣，他更想做的找到方法，創造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商業型態和體系。他也認為，以不從政、不從商來自我標榜，這很無聊，那只是每個人在社會改革的路徑上，有著不同的選擇，重點是你的初衷有沒有改變，有沒有找到好的方法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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