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皓專欄》為何台灣人追求拚經濟多於自由？一個鄂蘭式的回答

政黨輪替在正常的民主國家似乎是彰顯民主發展的穩定性，但在台灣脈絡下恰恰是一個警訊。

因為台灣的民主體制不僅意味著社會內部的翻轉，還夾帶政治外部傾向的選擇。

如果我們沒有及早意識到政治傾向以及社會內部選擇的差異，那麼我們就只能受困於「兩黨一樣爛」的窘境當中。長久以往，難保下次我們連最基本的、自我決定的權利都將一併獻祭給了梅菲斯特（Mephisto，歌德小說《浮士德》裡的惡魔）。

政治人與社會人

政治與社會領域的模糊，意味著多重家庭組合而成的社會，其基本的生存條件變成政治手段或者政治領域當中唯一的目的。

這將使政治價值當中的自由被解釋為社會完善化後才得以擁有的權利。而這將進而稀釋、甚至使人淡忘了社會完善化的基礎前提，就是政治上的自由。

漢娜鄂蘭則提供兩者（生存條件與政治自由）之間差別的構想，她首先借用了亞里斯多德的討論範疇，指出現代社會領域的興起，其內部隱含著維持家政的需求，以及作為政治人進入城邦的公共領域內，啟新（Beginnung）的差異。

家政（oikonomia）是對家的管理，且家族內部（Familie，「家庭」出現以前的概念）的管理技術（technē oikonomikē）不同於政治。在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當中，治理家的方式甚至是與政治相互對立的：家族內部的治理（oikonomos）關乎三種家族內部的治理形式—涉及到內部主奴關係的專制（despotes）、父子之間的關係（paternal）、最後則是牽涉到夫妻關係的性（gamic）。家族內部的管理形式基本上是被給定的從屬關係，所以必然牽涉到強制性的問題，同時這樣的從屬關係也必然僅限於家族內部，且蘊含著內部不平等。

然而身為家族內部的成員，這也同時預設了「逃離」的內部必然性因素。但前提是，他必須以冒險犯難的精神來追求自由，特別是當一個人不具有能維持生產必須的奴隸，也沒有內部的家族維繫的情況之下，他必須冒著生命可能在走出家族內部後，頓然消失的風險。相反的，想要維繫自身生命的延續，多於追求自由（怕死怯弱，鄂蘭語），並將自己的命運依附於他者的家族內部成員，則必然永恆地被制約在內部不平等的基礎之下。

基於追求自由的原則，人必然身於城邦，並進入政治之中。同時這樣的政治人所進入的政治，是預設了有眾多他者所平等存有的公共領域。這是有別於家族內部的不平等基礎，以及只關乎於家族內部私密性問題作為討論依據的慣習。而公共領域則是基於自由人之間代代流傳的奮鬥歷程所打造出來的平等對話的場域。這樣的場域當中，僅有作為脫離家族走入城邦的政治人，才得以被討論，因此兩者（家族內部與公共領域）就產生出相互不同的價值體系。

政治人必須透過在公共領域這樣的競爭場所中彰顯自己的與眾不同，來逃離家族從屬的必然性以及被支配的運命（Schicksal）。最終他得面對偶然性加諸於自身的各種風險，但他也獲得得以爭取自我統治的自由，而不再只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意義下的同質性和家族內部階層式的分工所被賦予的權利。而這兩者（家族內部與公共領域）的差異，也蘊含著像漢娜鄂蘭在關於帝國主義的論述當中，那造就出將他者視為謀取利益的手段（並因此可以被貶損），而為極權主義提供極佳溫床的極端資產階級那樣，亦即被帝國主義的經濟利誘的社會人，逐漸問鼎政治領域，但礙於對於先前議會政治的冷漠甚至敵視，因而得出只要一個「強者（ein starker Mann）」且得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人，造就出「有利於我得以被保障，不利於我則合當排除」的區分的，這即是一種形式的「社會人」（內部還包含：對抗資產者的暴民，以及二十世紀以後在各種社會動員的群眾等等……）。但是那在走入城邦之後，必然奠基於有其他多樣化自由人在場的「政治人」，則會用平等的對話來完善不同自由人共在的基礎，並在政治的承諾上，將他者視為目的。

在鄂蘭的筆下，公共領域這樣的對話空間，不僅包含這些自由的行動者，還包含了所有知道這些人存在的他者，因為他們（行動者與知悉行動者的他者）是構成這個世界的實在（就是共在），他們得以一起下決斷，不管他者是否在行動當中真實展現他們自身的獨特性，他們都得以在政治的場域上將所有的勇氣銘刻於公共領域，並成為下一次自由人奮起的重要資產（在台灣，這或許也意味著民主運動史的重要性）。

回望台灣

台灣從不缺乏勇敢逃離家族必然性，以及去質疑「政治問題有被社會問題綁架」之虞的自由人敘事。

但我們始終將政治自由視為僅僅是個人性的利益，並將其放在社會正義及經濟問題之後。

而從未想過，政治行動或言說所追求的，必然是自由，一個不輕易受制於私人家庭抑或者社會內部階層的自由、一個不受外部支配而能夠自我決定的政治自由。最後且最重要的是，這樣的自由是必然要有勇氣面對偶然性與充滿未知數的冒險。身為國民，我們必須要長大、同時是被迫長大，因為我們無從選擇自己周遭的鄰人（中國），所以必須重新肯認政治領域的固有價值——自由。政治人必然為自由而奮起，並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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