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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一生為真相奔走:黃媽媽、李儒林以文字揭開赤裸「國防布」

黃媽媽的「作家簽書」初體驗。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攝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報導)「記得國章小時候我曾問他:『你長大後要給我什麼?』 國章說:『我要讓你很出名!』我心想:『死囡仔脯,是要給我當星媽啊!』沒想到,會是這樣,我常抱怨,為什麼是讓我碰到這樣的事?」回憶起國章年幼的童言童語,「黃媽媽」陳碧娥,一陣複雜的情緒湧上心頭。

1995 年,海軍陽字號驅逐艦南陽艦二兵黃國章在軍中被虐致死,從此徹底翻轉黃媽媽的人生。23 年來,黃媽媽不斷地奔走、陳情,除了追查兒子死亡的真相,也為許多受迫害的軍人請命,並成立「軍中人權促進會」,協助處理軍中人權事件。

1995 年,黃國章新訓結束後出遊拍攝的照片。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翻攝

如今,走過 23 個年頭,黃媽媽也沈澱自己,將這些無數煎熬的日子,透過完整的資料,結合資深媒體工作者李儒林的書寫,讓台灣第一本講述軍中人權實例故事的專書《21 通電話:阿兵哥的深夜求救》問世。對此,芋傳媒也深入專訪,試圖窺探文字之外的黃媽媽與李儒林。

Q:國章事件對您的家庭造成很大的波動,尤其是女兒非常不諒解,然而,我們卻在這本書的序看到女兒試著以她的角度說出一些內心話,我們想知道,這 23 年來,黃媽媽與女兒的相處過程,以及她是否釋懷?契機是什麼?

黃媽媽:其實這二十多年來,我們之間的相處當然有很多摩擦,因為那個時候我常常一接到案子,三更半夜就跑走了,也不管她,家裡就丟著,女兒常埋怨,我出去就找不到人了,只有回到家才是媽媽,也難怪她難以諒解。當時只要出去處理這些事情,就會整個人栽進去,我是不買回程票的人,特別是面對家屬與軍方的一些負面情緒,我也常會帶回家中,我想她的感受是最直接、最強烈的。

由於我自己也是被害者,又是一個媽媽。在替國章爭取真相的過程,也接觸到很多案子,自己的感受當然是很無奈,而且,這個社會常常在檢討被害者,例如:你就是在軍中怎麼樣,才會被人家怎麼樣……諸如此類的說法,讓我非常憤慨,坦白講,我那一段時間有點「過於投入」。

陳碧娥,因兒子黃國章在軍中凌虐致死,因而成立「軍中人權促進會」,為軍中人權奔走,成為國軍弟兄口中的「黃媽媽」。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攝

經年累月的斡旋下,漸漸地與軍方取得某種程度的信任,我也不用再這樣四處奔波。慢慢的,我女兒開始看到一些經過我處理的案件都圓滿落幕,像我記得有一個案例,現在已經是醫生了,他當初要結婚時,第一個喜餅是帶著太太跟岳母親自送到我家。可能也是如此吧,家中的氣息不再只有灰暗氣息,女兒也看到很多家長對我的感念、 把我當成家人;連軍方一些長官都非常敬重我,讓女兒覺得,媽媽好像有在成長,這樣是好事。

有一天她對我說:「媽媽,妳不要對我有愧疚之心,畢竟我也都成年,妳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我的心才著實豁然許多。

Q:23 年前曾經與黃媽媽有過接觸,如今再度互動,為何選擇您作為執筆者?

李儒林:23 年前我還是記者,都在立法院,剛好那時黃媽媽因為國章的案子始終在那裏抗爭。那時對黃媽媽的印象,覺得她不是個很好接近的人,因為她不是很願意聽你講,她只想自己講,而且見到記者就不停地講,那時同業之間對她都敬而遠之。就是這樣子跟黃媽媽認識的,只是之後就沒再聯絡,我一如往常回到工作常軌。

黃媽媽向軍方抗議,呼籲軍方重視軍人的安全與生命。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翻攝

後來,一直到這一兩年我從客家電視台台長卸任,有點空閒時間,剛好接到老汪(汪怡昕)的電話,他說:「儒林啊,你知不知道那個黃媽媽?」我說:「知道啊,以前採訪過她。」

他説:「太好了!我們要幫她出一本書,你要不要來寫?」我說:「不要。」

結果,老汪不停地遊說,跟我解釋說這是寫軍中人權的故事,而且這是台灣第一本,我聽一聽,感覺好像蠻有趣,便接下了這份差事。也因為如此,才更深入認識黃媽媽,「原來你這些年都在做這些事!」

李儒林,資深媒體工作者,曾任客家電視新聞部台長,現任職於公視。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攝

我對黃媽媽的記憶,都是當年那個帶著殺氣和怨恨的婦女,以前你是看不到她有一絲笑容的,但現在,黃媽媽已經沒有這麼情緒化了,且變得更柔軟了。

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不是老汪的起心動念,如果不是他要拍紀錄片,如果不是他想要幫忙出書,這事也不會成。

我想說的是,即使完成了這個任務,對我來說並沒有帶來太大的影響和改變,但我相信對黃媽媽而言,這為她二十多年來的努力下了重要註腳,讓我覺得,好像我也做了點什麼,所以我也很感謝老汪!

Q:國章的案子,影響您最大的是什麼?

黃媽媽:這怎麼說呢?我是一個再純樸不過的鄉下平凡人,早婚,雖然不是很富裕,但家裡還過得去,原本想說,等小孩子長大,男生當完兵、女生結婚生子,我就輕鬆了。但是,國章當兵出這個事,對我而言震撼太大了,當時我真的沒有辦法承受,而這個打擊也徹底把我的心跟家庭撕裂,我先生也是,只是我決定挺身而出,我先生選擇退縮了,但他又非常不甘心,才造成我倆之間的爭執與隔閡,後來,我也只好離開他了。

因為我們都是傳統的人,即使夫妻之間吵吵鬧鬧也會想維持感情,但我萬萬沒想到居然會放棄那個家,好像我是個無情拋家的人。

事實上,當初就是一心想報仇,我堅信這個案子一定可以破,因為證據這麼明顯,不過……我現在很難去描述這一段,唉!說實話,面對軍方這麼大的勢力,大家不敢碰是正常的,一直到這中間,或許同理心使然吧,我變得很想去幫助人,我不是只想幫國章,我想幫更多人,這確實影響了我的後半人生。

陳碧娥,因兒子黃國章在軍中凌虐致死,因而成立「軍中人權促進會」,為軍中人權奔走,成為國軍弟兄口中的「黃媽媽」。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攝

我常自嘲,這輩子被兩「ㄐㄩㄣ」所害,「夫君」跟「國軍」,哈哈哈!

哎呀! 一開始真的怨天恨地啊!怨民代力量不夠、怨家屬怎麼能不吭聲,這就讓我很想去挖軍方的弊端,像是申訴制度的透明化等,直到有一天,我發現我不怨他們了,因為我回顧這一路上,好像得到最多的是我,我也看到我的努力,讓軍方釋出善意、解決問題,一股欣慰感油然而生。

因為國章的死,使我無法像一般三姑六婆在鄉下聊八卦話家常,但是這二十多年來,我卻擁有更多的子女,坦白說,很多阿兵哥在私底下都直接叫我媽媽,甚至將軍也是呢!

Q:以往您的作品都是新詩及兒童文學,這次的書寫經驗與過去截然不同,有何感想?

李儒林:我喜歡寫新詩,所以一開始也有點猶豫,我很多朋友也都很訝異。可是,二十幾年的記者養成,會發覺這個東西其實離自己不遠。我不是個純文學作家,但以前跑過軍事、國防類的新聞,所以對我來講不是門檻很高,或者非常嚴峻的挑戰,只是黃媽媽給的資料太豐富、太紮實,這是我覺得困難的地方。

黃媽媽所提供的故事每個都厚厚一疊,我必須從中抽絲剝繭,努力梳理出一個清楚的脈絡,因為每通電話的故事、時間序都不同,要下筆的心境當然也不一樣,最難寫的是蔣文中。

李儒林,資深媒體工作者,曾任客家電視新聞部台長,現任職於公視。
芋傳媒記者胡家銘攝

黃媽媽:蔣文中後來也變我乾兒子啊!

李儒林:這些東西讓我暫時忘掉新詩,因為我想要寫得讓所有人,無論男女、當兵與否都看得懂,但又不能過於生硬。我希望不是以當初那個黃媽媽那個尖銳的角度,而是現在的黃媽媽,消化過這樣的心態,也讓筆觸變得比較柔軟,雖然沈重,但看得下去。

黃媽媽:其實要出這本書的時候,我有跟軍中很多長官講,他們當時都提心吊膽,因為我手上握有太多資料,但他們後來都能接受,甚至買來給心輔單位,並且引以為戒,透過這本書的內容來檢討,雖然很真實,也很痛,但目的不在於挑動對立,而是期盼不再重蹈覆徹,讓軍中人權往前邁進。

Q:為何愛上攝影?

黃媽媽:我在台北住了十幾年,一直不知道大安公園在哪,也沒去過住處附近的河堤,印象中,應該是洪仲丘事件過後吧,有一次到河堤邊散散心,竟沒留意原來這裡有這麼多櫻花,那時看到櫻花樹上有隻鳥,比麻雀大一點,我就一直跟牠對看,牠也沒飛走,就這樣持續快半小時;我第二天傍晚又去一次,一樣看到那隻鳥,就這樣看了三天,我就用手機把牠拍起來,第四天卻不見了。

後來,仔細想想,感覺是老天爺在引領我,「好像該回來愛護自己了」,我也坦然地告訴自己,怎麼能夠拖著破爛的身體留給女兒呢?對她不公平,於是我毅然決然的買了台相機,想要認真地記錄生活中的一切,才逐漸養成攝影的興趣。我喜歡這樣隨便走一走,看到什麼想拍就拍,才驚覺原來台灣有這麼多美景,我就定個目標,想把台北的公園通通走遍。

因為汪怡昕總監要拍《孤軍》這部紀錄片,不得已再回顧過去的種種傷痛,讓很多想遺忘又無法對外說的又再一次釋放,如今,既然老天爺指引我用攝影來洗滌身心的傷痕,當然樂於接受,自從有了這個興趣後,我也感覺自己變得年輕許多。

黃媽媽沈浸於攝影中,得到一點「自己」的私人空間。
圖片來源:翻攝自《21 通電話:阿兵哥的深夜求救》

《21 通電話:阿兵哥的深夜求救》做為一本講述軍中人權實例的專書,將軍中黑幕攤在陽光下、揭開「國防布」。讀者也能從中看到軍隊內外環境的變化,進一步思考現行的管理制度,以及軍中人權的改善。

  • 12 月 8 日(六)下午三點,高雄政大書城(高雄市光華一路 148-83 號)
  • 12 月 8 日(六)晚上七點,台南政大書城(台南市西門路二段 120 號)

延伸閱讀:

21通電話:阿兵哥的深夜求救

  • 作者:陳碧娥、李儒林
  • 出版社:玉山社
  • 出版日期: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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