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到東京求學遊歷，前半年住在栃木県的小山市（家兄的公司宿舍），後來為了通車考量，經由好友介紹，在杉並區的阿佐谷找到了一間木結構公寓，總算有安居的處所。因為這地利之便，半年後，我就有較多機會到神保町古舊書街找書了。有時候若時間充裕，我必定會繞到鈴蘭街裡的「內山書店」和「東方書店」瀏覽一下。因為那兩家書店的書櫃上，販售許多中國出版的日本文學翻譯書籍。當時，我仍然熱衷於蒐集這類的中譯本，所以到那裡巡視往往有意外的收穫。
據我印象所及，當時，從中國進口到東京這種專門書店的日本文學譯本，每本售價不菲，約莫人民幣定價的二十三倍之多。不巧的是，我那時候的經濟狀況糟得很，每天必須維持打工八小時，生活的木舟才能免於破漏。但是我心想，既然這些書籍有助於我在翻譯方面的精進，並可多了解日本左翼文學的發展，我沒有藉口不買下的，錯過這一次，我將來必定追悔莫及的。再說，這種物質的困境倒不難解決，平常若省吃儉用些，就能多餘些錢來買書。在那之後，時間也支持和證明我當初的決定。
與現今情況相反，那時在東京中國書店購得的簡體書，即便是與政治或意識型態無關的日本文學的中譯本，依照當時中國國民黨禁絕簡體書的規定，它們是不能帶回臺灣的。
也許，許多臺灣知識人還有印象，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愈是被國民黨政府嚴令禁絕的政治思想的簡體書，就愈吸引著思想左傾的臺灣知識人的求索。
不過話說回來，閱讀此類的書籍，必須承擔很多風險，甚至被關進牢獄，哪怕那時只是出於叛逆的好奇，或者從絕望中找尋希望的火種而已。那時候，臺灣島內還處於恐怖的戒嚴狀態下，與中共政權誓不兩立的局面。在中國國民黨看來，這種由萬惡共匪印製的簡體書，其禍害和危險不遜於洪水猛獸。姑且不論從政大國關中心友善流出的複印本，所有進出臺灣大學周邊的影印店準備捧回簡體書的人，他們的行蹤都會自主地變得詭異起來。誇張地說，當他們感恩地付了書款，將複印的書本珍重地揣著懷裡，才剛走出影印店，這時暖風卻乍然吹來，店前轉角植栽的樹影只是輕搖了幾下，都足以讓他們產生恐怖的錯覺，以為警備總部和調查局的幹員這回真的衝上來抓人了。
換句話說，我那時在東京購得簡體版禁書，終究只能留在東京的寒舍裡自讀，這樣一來，我不得不日日夜夜盡快通讀和熟悉全書，否則就得詳細筆記。我只能說，如果你不信邪，試圖想把它們帶回臺灣團聚的話，那近乎是一種自殺行為。我曾經在東方書店裡，目睹過這進退維谷的情景。我從口音上判斷，一位來自臺灣的大學教授，顯然不知道這方面的規定，他先是喜不自禁地在書店裡仔細選書，一看到中意的簡體書，就取下抱在懷裡，沒多久，成堆的簡體書就滿懷到快遮住他的視線了。最後，他把那堆圖書送到了櫃檯結帳，並囑言請店家把這些書籍郵寄到臺灣。結果，男店員用和緩的口氣對他說：「依照臺灣政府的規定，不得郵寄中國簡體書，就算從日本郵寄也會被臺灣海關查扣的。」這段對話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好奇地轉身看去，那位中年男教授露出沮喪的神情，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我看見他拎著裝在提袋裡的簡體書走出書店，腳步似乎變得沉重，少了剛進書店時的雀躍之情。至於，他後來是如何處理那批珍愛的書籍，我自然不得而知，只能祝福他和愛書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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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有過帶書闖關失敗的經歷。1987 年夏天，我初次返回臺灣探親，心情格外亢奮。一方面是因為我購得的簡體書已有相當數量了，我打算先運回部分圖書，免得以後在臺灣沒書可參考。前日夜晚，我就發揮著運毒者謹小慎微的特質，將馬恩全集中的馬克思《資本論》（五卷本），用衣服妥善包裹，塞在大行李袋的底層。我決定碰碰運氣，祈禱運氣之神這次多予眷顧。
飛機抵達桃園國際機場以後，我從行李轉盤上領回這件重要的行李。然而，就在通過查驗櫃檯的時候，海關官員可能看出行李的底層有點怪異，便伸手探進又摸又找似的，沒幾分鐘，他似乎摸出什麼端倪來了，眼神嚴峻直問我：「裡面裝著什麼東西？」我照實回答：「只是書籍而已」。這招無法過關，他執意要我交出書來，我心想大事不妙了，可又沒有脫困的策略，只好硬著頭皮全數拿出來。官員翻閱了幾頁，問我這書做什麼用途？我說，純屬個人研究之用。他說，「這是禁書，不能研究！如果你執意帶它進來，我就請警備總部的人過來。」
眾所周知，在那個年代，一旦被警備總部的人員盯上，災難就成了不可數的量詞了。
平凡如我，當然不敢與其正面衝突，於是連忙地請示那位官員，希望他為我提示指路明燈。說來，他真是個善良的官員，沒有藉機刁難或陷害我，他建議我把這套書寄存海關，下次帶回東京。我明智地依照指示辦理，很感謝他的友善協助，感恩他對於讀書人的護持。
或許，出於我叛逆的書癮性格作祟，亦可說我的僥倖心理尚未死去。一次，常往來於日本商務的二哥，回臺灣之前，前來阿佐谷的陋室探望我。猛然間，我發現馬克思《資本論》的書影，竟然歡快地掠過我了的腦際。而且，這套《資本論》似乎向我透露，二哥應該可以把它們平安帶回臺北。於是，我把這項神聖的任務交由二哥執行。果然，這次運書真的成功了。我分析其中原因，可能是二哥商務人士的身分，海關官員認為，臺灣的商人是不讀資本論的，沒有嚴格查驗行李物品，二哥才順利出關的。也正因為這樣，之後我們兄弟才有機會討論《資本論》的諸種問題。
現在，我由於寫作上的需要，時常得翻動書堆，不意看到那些當年見證過我讀書生活的舊書，我心裡非常高興。其中，有小林多喜二的《防雪林》中譯本（1982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以及日本現代戲劇選《他的妹妹》中譯本（1987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每次翻閱這些日本文學的中譯本，這些與我多次遷徙仍留駐在書房的舊書，我總能受到文字的溫度和力量，它們永遠超乎政治意識型態的界限。中國詩人北島用「遊歷，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自況流亡海外的心境，說得極為傳神。那麼對我而言，「中文，是我用來表現深刻思想的道路之一」。
它與臺語寫作同樣重要，自始至終沒有尊卑高低的差別，就看你的筆鋒是否常帶著感情，深刻的思想能否浸潤讀者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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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日晷之南】我的禁書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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