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回顧詩人的創作生涯時，不難發現，他們有個共同點，在出道成名之前，幾乎都參加過詩社，集資出版同仁詩刊、雜誌。他們在那刊物上發表詩歌、文章，鍛煉寫詩撰文的技藝，等作品累積到某個份量，就出版問世為自己的詩路留下印跡。現今想來，這的確是個好方法，畢竟，沒有強勢媒體的支撐，沒能被選為樣板的機會，想成為詩壇閃耀的明星，擴展知名度影響力，就必須自辦刊物和長期經營，這兩個條件將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1900 年（明治 33 年）4 月 1 日，詩人與謝野寬（鐵幹）創刊《明星》雜誌，剛開始，這份刊物為小型報紙的對開版，同年 8 月發行到第 5 期，仍然沿用這個版型，第 9 期則改為 32 開，到了 1908 年（明治 41 年）11 月，共計發行了 100 期，才宣布停刊。從雜誌的發展史來看，與謝野鐵幹的《明星》能撐持到 100 期，實在不容易，何況在掙錢困難的時代裡，創辦理想的雜誌絕對是奢侈的行為。
所謂正因為有榮光，就必有挫折，有褒揚就有詆毀。
在日本文壇上，仍然沒有例外。就有文壇的好事者發現，在《明星》創刊號版權頁上，發行人和編輯登記為林瀧野，進而深入探查摸底，原來該雜誌的編輯事務，全由當時 27 歲的與謝野鐵幹負責。以此類推，該雜誌題為「明星」的卷頭語，想必是出自與謝野鐵幹的文筆。誠如這位雄心勃勃的詩人宣示的那樣，《明星》是東京新詩社的刊物，主要刊登前輩名家的作品，舉凡藝術、評釋、論說、講演、創作（和歌、新體詩、美文、小說、俳句、繪畫等）批評、隨筆等等，此外，他們竭誠歡迎社友賜稿，以增光篇幅。
更確切地說，與謝野鐵幹有更大的意圖，他希望強化這份雜誌的體質，使之長期發展下去。正如當時的新體詩人一樣，缺乏文化涵養，《明星》雜誌的內容即存在這些缺點，因此需要文壇頂尖的作家執筆賜稿，尤其，在和歌、短歌、小曲、英詩、德國詩、漢詩、俳句等領域多予提點。就該雜誌的篇幅而言，除了廣告之外，全 12 頁當中，有 2 頁半作為「中學時代」專欄。在本文方面，有諸多亮眼的作品，例如梅澤和軒翻譯「亞斯頓的和歌論」、落合直文的短歌「鶴唳」、久保天隨的「鵲寓詩解」、薄田泣蓳的新體詩「夕晚之歌」、井上哲次郎和泉鏡花等作家對於色彩偏好的回答，還有廣津柳浪的小說「他的身影」。不過，從閱讀的熱度來看，島崎藤村的新體詩「旅情」，似乎最吸引讀者的目光。島崎藤村比與謝野鐵幹年長一歲，他於 3 年前夏天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若葉集》（春陽堂），旋即引起文壇的矚目，在《明星》雜誌刊登他的詩作，必然能增加讀者群。
談到與謝野鐵幹創造的「明星派」作家詩人們，我們不得不提及關於他的蜚短流長。正如上述，《明星》雜誌的「發行人兼編輯」林瀧野，其實就是與謝野鐵幹的同居人，他們之間產有一子。根據正富汪洋所述，明治 22 年至 25 年，與謝野鐵幹擔任山口縣德山女校的教師，林瀧野是他的學生。正因為這段變形的師生緣，才招來其後的人生風雨。據林瀧野所述，明治 33 年 4 月，與謝野寬創刊《明星》雜誌的資金，即援引其娘家資助。
只是，這裡存在著人性矛盾，在與謝野寬看來，林瀧野是個平庸的女人，因此他並不愛她，他們關係甚是冷淡。偏巧在這個節骨眼，一位住在關西的年輕女歌人鳳晶子，向《明星》第 2 期投稿了六首短歌〈花がたみ〉，這乍然而來的詩情的碰撞，使他們彼此的愛慕悄然埋下了火種。在與謝寬的想法裡，自己的妻子必須有藝術才華，必須是得以與他並肩前進的女性伙伴，寫詩的鳳晶子正符合了這個理想條件。其後，與謝野鐵幹和鳳晶子的熱戀就這樣爆燃開來了。當時，《明星》雜誌受到文學青年的關注，發行量由原先 5 千冊攀升到 7 千冊，可謂暢銷的雜誌。然而，明治 34 年 3 月，坊間出版了一本奇書——《文壇照魔鏡》，該書沒有標出作者姓名和出版社，即在八卦他們之間的情史，揭露與謝野寬是與女性關係複雜的、始亂終棄的人。
這個衝擊使得《明星》雜誌的發行量嚴重下跌，至於真相到底為何，正富汪洋的《明治的春青》這本書，似乎能提供較完整的情節，不過，真正的愛情終究要禁得起任何的質疑。是年 6 月，晶子來到東京，開始和與謝野鐵幹同住，於這部奇書出版的半年後——明治 34 年 9 月，這對詩人情侶與謝野鐵幹和晶子結婚了。
從鳳晶子變成與謝野晶子以後，她並沒有辜負眾望，逐漸展露出其詩人的光芒，強權之手都無法將其抹除。明治 37 年 9 月，與謝野晶子於該期《明星》發表了詩作〈汝不可死呀〉，這首詩作是為因日俄戰爭被徵召至旅順的弟弟而寫，整首詩作洋溢著人道主義色彩和自省反戰的精神。只不過，在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最為稱道的明治時代，這首情感真摰的詩作，必然引來極端愛國主義者的抨擊。是年，大町桂月於《中央公論》10 月號，措詞強烈批評與謝野晶子，批判其「否定這戰役的正當性，一味高唱社會主義，她是草莽無智的女子，應當奉公守法，背誦學習『教育敕語』，不許非議宣戰詔敕……」然而，與謝野晶子並未怯懦，立刻於《明星》11 月號撰文反駁，雙方交戰的火花，進而延燒到劍南和桂月身上，他們在《讀賣新聞》上唇槍舌劍，打得一時難以收拾，最後演變成與謝野鐵幹與平出修二人，直接找上了桂月談判。
這些激烈交鋒的經緯，師事詩人上田敏和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的矢野峰人（他於 1929 年曾任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在其《鐵幹．晶子及其時代》一書中，均有詳細的記載。在矢野峰人看來，他非常認同晶子的詩歌思想，批評桂月的用語過於極端粗暴，已失去文藝評論家應有的風度。矢野進而說道，如果這首詩作發表在昭和 10 年（1935），情況極為不妙，毋庸置疑，晶子立刻就會成為《治安維持法》的祭品。換言之，在鎮壓言論的年代裡，任何可疑的影射，肯定招來牢獄之災。晶子這首反戰詩的內容如此明確，軍部必定要為她扣上反國家的高帽子，將她扔進嚴寒的苦牢。當時，許多異議分子和牴觸威權統治的知識人，都落得如此下場。
話說回來，作為詩人與謝野鐵幹仍然有所作為，起碼他願意和時代命運共脈搏，以另一種婉轉的筆鋒，介入時代事件的關懷。他寫了一首俳詩〈誠之助之死〉，表達同情因「大逆事件」案被株連處死的大石誠之助醫生，引起了諸多共鳴。的確，與晶子詩歌方面的成就相較，與謝野鐵幹似乎略為遜色些，不得詩人作家的青睞。日本文學專家指出，從石川啄木於明治 41 年至 42 年的日記來看，在日記裡，他激烈批評與謝野鐵幹的文學觀老舊俗套，不敢向閉塞的時代發出挑戰之音，可對於晶子的評價很高，給予溫厚的支持。女作家宮本百合子於《婦人與文藝》雜誌中，即高度讚揚晶子的社會評論及其作品，在她看來，晶子比起《青踏》思想新潮的娘子軍們，更有積極的作為。
就他們的婚姻生活來看，晶子與鐵幹的情感很濃密融洽，堅定支持其夫君的文學事業。明治 44 年，原本英才勃發的與謝野鐵幹卻陷入了瓶頸，晶子為了相助夫君打開這困頓的局面，於是年年末，毅然地將夫君送往法國留學一年，住在法國期間的各項費用，全依靠晶子的寫作所得匯寄。或許，不止詩人如此，所有人經歷人生的風浪以後，對於人世間自當有不同看法。到了明治 45 年，晶子寫作《青海波》之時，與其處女作短歌集《亂髮》（臺灣詩人李敏勇中譯本）、《戀衣》、《白梅集》等代表作，風格已經迥然不同。或許可以說，從青春、戀情的短歌，到激揚之愛的詩作，都各自展現著自身的特色，無法彼此取代，也不需取代捨棄，有其源初就有發展，就看有興趣的讀者要走進哪個連接點。不過，正如前述，這一對詩人伴侶有個共同點，他們用熱情和誠懇創造出日本文壇的明星，而有情的時代沒忘記他們，也將他們安放在明星輝耀的位置上，只要讀者仰望凝視，大概都看得到。
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原文標題：【日晷之南】自己創造明星——鐵幹和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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