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員大人，我最後講一句：我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就這樣。」
「你說什麽？你再說一次。」
「我拿多少，你就拿多少！」
這是上週一位陳情人和我在電話中的一段對話。聽到時，覺得很悲哀：不只因為他口口聲聲稱呼「大人」，好像民主時代的政府官員和封建時代差不多，都是得罪不起、喜歡奉承的官僚；更悲哀的是，在他的認知裡，可能我們還是那種「拿錢辦事」的官僚，所以開出這樣一個五五對拆的價碼，希望自己的陳情案得到關愛的眼神，不要拖下去。儘管他馬上察覺我的口氣不對，連聲道歉，「我收回剛才的話可以嗎？」但我已經無法當做這些對話不曾發生，所以當場告訴他，我打算報備主動迴避，將會請其他委員繼續辦理他這個案子。
他的案件其實很具代表性，都是因為私有土地被政府徵收所引起，據說是某大企業主為了討好當權者，提案興建「中正運動公園」，把他父親在自有土地上辛苦墾植的大片茶園一舉剷除，甚至全家被驅趕到外地租屋度日、打零工維生。或許由於地方政府急於立功，竟然在徵收過程中出現嚴重瑕疵，忘了先要公告變更地目才能實施區段徵收，直到十多年之後才補正，再加上原先要興建的「威權象徵」又被改為「國立體育學院」，嚴格說已經違反了最初的徵收目的，以致引起部份地主拒領土地補償金等等的抗議行為，最後並曾向司法院與監察院等各方陳情。
大法官會議雖然承認徵收程序存在瑕疵，但「並不明顯重大」到可以「撤銷徵收」的地步，所以陳情人想要「待從頭收復舊山河」，已是沒有可能。
扁政府時代確有認真處理這件懸案，當時的教育部長是杜正勝，在他簽署的公文中，對陳情人擬定追加補償的辦法，包括「農業收入補償」與「精神耗損補償」（咦，這是蝦米？我把那紙公文仔細看了三次，沒有錯，是這幾個字）兩項，要求體育學院撥付一千多萬元；但是陳情人共被徵收 21 筆土地，單依公告地價就數倍於此，當然無法接受。於是抗議持續 ing，到了今年三月我第一次「值日」，陳情人就出現在眼前和我「結緣」。
才隔沒幾天，我就開始接到他關切的電話，不是打到辦公室，是打到家裡，不是在上班時間打來，通常是在週末或星期天早上；次數多了，老婆不高興。終於我也發火了，厲聲告誡他不可在週日打到家裡，電話那一頭他不解地問：「為什麽不可以？」一時之間啼笑皆非，告訴他週日我要休息，他倒也「從善如流」，以後只在上班時間打到辦公室，對我的秘書「疲勞轟炸」。這些突槌的行為或許可以說明，過去 50 多年與政府機關無止境的「鬥法」，他受創頗深。
依監察院對一般人民陳情案件的處理方式，這件案子被移送到業務處，向院外相關單位「函查」，於是「被石沈大海」達數月之久，倒也不能怪監察院的效率太差，而是有些單位不把類似案件的「翻舊帳」當一回事，不然就慢條斯理、不然就拿出以往的回文「重抄舊頁」，所以辦公室每次接到他的詢問，都「乏善可陳」。
說也奇怪，就在他那通電話打來之後沒幾天，終於又等到了新的函查結果，打開一看，仍然是「已經妥處」，業務處建議「結案存查」。基於一種無法再為他爭取公道的補償心理，也基於絕不會被誤解為拿錢辦事的坦然心理，這回我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簽核意見，算是對一件有頭無尾的陳情，自己做個交待。我對政府不肯再加碼的補償條件有三點異議：
第一、農業收入不能以當年被砍掉的茶欉數目乘以每株的單價來估算，縱使是以較當初高出數倍的茶樹單價為準，也不代表政府付出了額外的補償，更不代表對茶葉收入有所補償。原因是單價與數量的乘積只是茶園的資產價值，用當前的單價大致只反映了一般物價的自然變動，平減之後，茶園的實質價值不變，與 50 多年來被政府「剝奪」的每年茶葉收入更是完全無關。
第二、政府所謂的精神耗損補償，是用土地的公告地價加四成為準，還得把領取過的土地補償金扣除，所以大致就是「加四成」的部份。但一方面由於公告地價長期以來遠低於市場實價，所以「加四成」幾乎早已變成徵收的慣例了；另一方面，或許是因為我看了太多 John Grisham 的法律小說，哪一件官司的精神賠償不是數倍於實際醫療給付或財產損失？把「加四成」拿來當做精神耗損的補償，只怕會造成陳情人精神上更嚴重的二度耗損。
第三、由於陳情人拒領徵收補償費，政府在公告並提存一段期間後，就全數收回國庫，不再發放，並認為徵收程序既已完成，若現在再補發，就是「重複發放」。這種主張在正常情況下或屬有理，然而本案的起源乃是政府未依法行事、而有錯在先，如今若再堅持不做補發，豈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這些異議能否對相關單位發生作用、能否對他產生利益，已經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不過還是抱著一絲希望。
希望所有懷著冤曲的陳情人，能因為監察院不同於他們印象中的官僚衙門，勇於承認政府的缺失、盡力爭取人民的權益，切實遵守「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信念，使他們因而重新燃起對政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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