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quote quote=”曾經都是海上霸權，何以葡萄牙這般貧窮、荷蘭卻如此富裕？一樣是傍鄰強國的小國家，為何臺灣飽受打壓、荷蘭卻自主獨立？” style=”default” align=”center”][/bs-quote]
「面臨如此艱鉅的挑戰，緊閉雙眼是沒有用的。我們已提出方法，知道該怎麼做，也還有時間，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等待。」──（荷蘭三角洲委員會，2008）
三分之二的國土位於海平面以下，低地國與北海有著好幾世紀的恩仇。荷蘭人世代與海為鄰，全國人口密度排名最高的都會區皆緊鄰北海；他們也與海爭地，從十五世紀即著手國土乾拓與造陸，確保木鞋下的土地不再泥濘。為了居民的生計與生存，荷蘭築起總長約三萬五千公里的堤壩和閘門來抵擋北海怒潮；接著陸續啟用了一千座以上的風車，每天從內陸抽出相當於東京市一整年的排水量；最後試圖將奪回來的圩田爛泥轉變成有生產力的阡陌良畝。然而，與自然抗爭，荷蘭也遭受了無數次洪災的反撲與重創，造成難以計數的生命財產損失。
面對海洋，荷蘭人用水利工程不斷挑戰人定勝天的極限。最為人所熟知的水利工程是 1953 年洪水肆虐後，他們在萊茵（Rijn）、馬士（Maas）、須德（Schelde）等河流交會處建設的「三角洲工程」（Deltawerken），這是號稱世界上最大的防潮工程，確保荷蘭不再受到水患影響。而時至今日，荷蘭水利工程的設計亦加入整合性水資源管理的元素。低地國人民從與海洋全面宣戰，轉變到與之榮辱與共，這種與洪水共存的智慧與經驗値得我們學習。
我們將從北海地理條件與荷蘭過往洪災談起，簡述三角洲計畫與相關水利工程的貢獻，以及未來荷蘭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與海平面上升的對策。
從北海說起
全球氣候變異所帶來的效應，除了極地冰山消融、各地生態時令錯亂，越來越極端的水文事件亦對人類臨海居住環境造成相當程度的威脅。即便 2007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讓全世界碎了一地的眼鏡，這樣的訊息卻也試圖喚醒人類應該正視海平面上升的潛在風險。
然而，對於荷蘭人而言，「勇敢面對海洋」卻已經是近五十年前的考古題。
北海自古便是沿海諸國展現國力的最佳舞台，在內陸運輸不甚發達的年代，作為歐洲遠洋進出口貿易的門戶，她讓皇室得以品嘗來自海外殖民國進貢的香料乾果，也提供了庶民擴展南北生活物資的買賣通路。另一方面，北海蘊藏的資源也相當豐富，她孕育的魚蟹貝類超過兩百種，包括荷蘭傳統市集特有的鯡魚，以及比利時人鍾愛的貽貝；她還蘊藏油田與天然氣，確立她在政經與戰略上的重要地位；各國在北海離岸風場的商業競爭，更是近年來歐洲再生能源市場上的熱門話題。
從北海周邊地理位置來看，雖然荷蘭只有 350 公里長的海岸線，卻恰巧占據了相當有利的貿易熱點。荷蘭不但掌控了萊茵河內陸航運吞吐的港口，也扼制了從多佛海峽往北歐諸國的航道。而隨著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荷蘭更幾乎壟斷了歐亞經貿市場，加速躍升為海上強國。荷蘭的文藝與科學不僅在此黃金時代蓬勃發展，國力也在十七世紀達到巔峰，成為英國在北海勢力版圖上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經貿活絡帶動了土地利用的需求，於是荷蘭人開始與北海爭地，不斷進行內陸排水與造陸。荷蘭的經濟因依附北海而富庶，而他們的海岸與水利工程技術（包括波浪動力推估、漂沙堆積估算、海床測繪、港灣與船舶設計等）自黃金時代以來也打下了深厚基礎。時至今日，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這些全荷蘭人口密度排名最高的都會區，皆緊鄰北海。這些臨海城市不但吸納了龐大的住民、貢獻整個國家三分之二的總收入額，也在全球文化、經貿及食品供應上占有一席之地。
坐擁北海所具備的地理優勢，絕對是荷蘭王國崛起過程中最關鍵的外在因素。
間歇性沉潛的王國
假設我們能從海面遠眺荷蘭，會發現沒有比「平坦」更適合用來形容荷蘭地形了。曾有人打趣說：在古早的荷蘭，只要眼力夠好，人們站在最北的菲士蘭省（Friesland）就可以看到國境最南的林堡省（Limburg）。
荷蘭地處萊茵、馬士、須德等河川交會出海的沖積平原，乃是名符其實的三角洲地形。國土全境將近五分之一為水域，包括自然河川、人工運河、湖泊與溼地，稱之為水鄉澤國一點也不為過。荷蘭地勢最低點在豪達（Gouda）和鹿特丹之間，比阿姆斯特丹夏季平均海平面還低 6.76 公尺，當地市旗畫的是一頭在水面上載浮載沉的雄獅；至於荷蘭地勢最高點則位於東南方林堡省的法爾斯丘陵，標高海拔 322 公尺，僅能與高雄壽山齊肩。
平坦的地勢讓河川在進入荷蘭之後產生辮狀分離，大小支流經年累月在荷蘭國土上刻劃出不同的地景碎塊，不但分割出不同的地方文化，也串聯起城市彼此的競爭與繁榮。然而作為下游出海口國家，荷蘭也得承受河川上游集水區所累積的勢能，以及德法等國的工業污染。以萊茵河在荷蘭每秒 2000 立方公尺的年平均流量為簡單的概念推估，單憑這條表面河川就足以讓荷蘭全國變成一座 1.5 公尺深的超大游泳池。加上荷蘭有大半國土地勢低於北海海平面，因此過去一旦發生豪大雨，荷蘭 60% 以上的國土不是受到大潮侵襲就是內澇成災。放牧地每年都好幾個月積水不退，破損的河堤與海堤一修再修，然而，每隔幾年卻還是會重演潰堤的悲劇。
當歐洲鄰國不斷聳立起直達雲霄的哥德式教堂，荷蘭人仍持續在水患泥沼中奮戰不歇。隨著全球的氣候變遷，荷蘭臨海城市在水利安全上更承受了無形的壓力。根據荷蘭三角洲委員會引述荷蘭皇家氣象局（KNMI）在 2006 年的估算，在不同全球暖化潛勢模擬條件下，到 2050 年荷蘭的海水將上升 15~35 公分，而到 2100 年則會上升到 35~85 公分，而這還不包括內陸相對地層下陷的速度。
荷蘭人沒因此認輸。
摩西時間的延長
荷蘭一直試圖把上帝的手掰開。
根據希伯來聖經的記載，摩西的杖一伸入紅海，海水便分開，露出乾地，讓上百萬以色列人得以通過。早期荷蘭先民亦將海視為惡水、將河視為瘴癘，用盡一切可能方法只為了讓雙腳保持乾燥，好讓自家後方的那畝田能種菜養牛。自十一世紀開始，為了創造新的耕地面積以及居住環境，荷蘭人開始思考以人為方式與水爭地，「圩田」隨即竭澤而生。
所謂圩田，是先在積水的低窪地帶或湖泊池塘周圍圈建堤防與水門，之後慢慢將堤內的水往外排放到堤外。當低窪地乾拓後，原本淤積的窪地終於露出泥炭，人們便可開始從事放牧與開墾等活動。為了維持這些新生地的使用效力，荷蘭人必須不斷與地心引力拉鋸，將低窪地土壤的水導向堤外，並重新規畫排水動線，必要時還得讓河川改道。在過去動力能源缺乏的地區，排水的重任即由風車承擔。
荷蘭的風車通常配備有四片風葉，葉片上還會加掛帆布以助承載風力。風車頂帽一般能夠旋轉，用來轉動風車以面向最有利的風場。透過風的力量驅動風車內部機械輪軸組件，進而推動底部水車運轉，以將低處的水往高處輸送。如此逐漸將荷蘭陸腹的水一級一級往北海送，人民的生活便得以在惡水退散的新生地上扎根。如同維納斯的誕生，荷蘭人相信陽光最後會帶走木鞋腳下多餘的水分，而花也終將在春天的圩田中綻放。
目前在荷蘭有超過三千處大大小小的圩田，陸續啟用過超過一千座的風車，保守估計每天得從內陸抽出相當於日本東京市一整年的排水量。然而，為了避免圩田排水過度而沉陷，或是堤外水壓過高而潰堤，堤內外水位必須取得動態平衡。因此，田間排水渠道的間隔、抽排水量，以及堤內外水位的調控等，都必須經過縝密計算，並由地方專責機構來管理。
隨著科技進步，風車逐漸退役，漸而由現代化抽水幫浦機組所取代。荷蘭人不但在新生地種出了千變萬化的鬱金香，還舖設鐵公路、大興城鎮，甚至蓋了機場。因此，在荷蘭常常可以看見河道與陸面幾乎齊高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是真正傍水而居。
1932 年完成的桑德海工程（Zuiderzeewerken）展現了荷蘭人處心積慮延長摩西時間的堅持與瘋狂。
為了增加更多耕地與畜牧面積，由荷蘭著名的工程師萊利（Cornelis Lely, 1854~1929）所主導的計畫，是先在荷蘭北部內海與外海交接虎口處拉上一道封鎖線，即今天地圖上連接北荷蘭省和菲士蘭省的艾芙堤（Afsluidijk），內海被如此包圍住，水位就不會受洋流影響。這樣一來，荷蘭中部的精華地帶，如阿姆斯特丹與烏特勒支等大城市，就不再受北海威脅。另一方面，由於有內陸河川持續補注，經過長時間的更替，原本苦鹵的內海鹹水就會被淡水取代而成為湖泊，亦即今天地圖上的艾塞湖（Ijsselmeer）。最後，人們不但可以善加利用湖泊淡水資源作為民生用途，還可照慣例將湖泊圩田化，進而創造新的土地面積。
這個瘋狂的構想一開始就充滿阻礙和疑慮。工程師除了要擔心龐大的預算無法到位，還得試圖平息沿海居民的反對聲浪。居民的擔憂其來有自，因為一旦整個內海轉換成淡水湖泊，不但原本的生態系統完全崩解，仰賴漁獲維持生計的居民也將空船而歸。再者，北海衝擊的力量將轉移到其他更北的城鎮，反而大大增加了其他地區居民被海水灌頂的風險。然而，萊利在 1913 年受荷蘭政府聘任為交通運輸部部長，他在評估經濟與人民安全之後，終於得到支持並開始進行這項計畫。
在阿姆斯特堤（Amsteldiepdijk）先遣試驗工程完成後，荷蘭政府決定加速主體建築的工作進度，而 1932 年艾芙堤完工，算是整個桑德海工程最重要的里程碑。這座 32 公里長的堤防高出海平面 7.25 公尺，前後雇用五千名以上工人，以五年的時間竣工，總共消耗兩千多萬噸砂與一千三百萬噸礫土。這道堤防兩端設有船閘供船隻通過，並設計了廿五處排水閘門，固定將內海的水往外海送。桑德海工程完成之後，從艾塞湖誕生四塊面積總合約 2500 平方公里的新生地，提供荷蘭更多生活空間與就業機會，更成為荷蘭第十二個省分。
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從此不必再牽掛海水暴漲的風險，船隻可以從容地從碼頭載貨進出港口，而市區內運河水位下降後，原本的堤防也可功成身退。沿著阿姆斯特丹市區的運河走，可以看到許多早期抵擋海水的新舊閘門，大小船隻在其中來回穿梭。走進距離中央火車站不遠的唐人街，雖然原本橫亙的海堤已不復見，當地新住民卻也巧妙運用儒家哲學思維，替原本的荷文街名安上「善德」二字，提醒遊客莫忘桑德海工程的貢獻。
荷蘭人一度將桑德海工程視為對抗海洋的勝利宣告，今日的艾芙堤堤頂是連接北荷蘭省和菲士蘭省相當重要的 A7 公路，公路上紀念的除了有站在風中睥睨著北海的工程師萊利，還有當年在工程前線胼手胝足的砌石工人。
治水觀念的演變
從傳統的風車到現代的抽水幫浦，從人力堆疊的沙包到鋼筋混凝土的堤壩，低地國的人民從「與水爭地」、「迫河改道」，到「還地於河」、「藏水於民」，最後「傍河而居」，荷蘭的治水觀念隨著時代和工程技術的進展也有所轉變。與水搏鬥多年，荷蘭實踐了「從毀滅到繁生」（From doom to bloom），卻也在傷痛中學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海洋，曾帶給荷蘭無窮的希望，卻也曾毫不留情地抹煞所有堅強的理由。低地國人民對於海洋的情感，從懵懂、依賴、競爭、懼怕，到勇敢面對，他們將與海洋攻防之間的那一份細膩互動，轉換成實際科學的論證與實現。這樣的過程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碰撞、試誤、歸零和修正，目的只為了稍稍拉長校準數據中小數點跳動的距離。
將土地還給河川，或是說讓河川回到它本來的位置，與其說是荷蘭人放棄了馭水的雄心，倒不如說他們改變了對待水的態度。荷蘭人理解到水是不可壓縮的流體，它能夠運移、停滯、轉向、擴散，卻不能沒有空間。因此，荷蘭對於水採取管制但不強制的態度，讓水自由地在鄉野與城鎮中流動，也讓人民習慣水在生活的空間中出現，貫徹真正的「親水」概念。
荷蘭人治水的視野是宏觀的，手段是靈活的，但是根基仍然建立在保障人民需求與安全的核心價值之上。現今荷蘭的總人口已破 1600 萬，隨著水利工程之發展，荷蘭人不但能隨心所欲地控制水流，並能保護居民不再受水患威脅。
放眼未來，在氣候變遷的賽局內，水文回歸週期只能作為政策評估的參考，因為暴雨有可能在下一秒降臨。荷蘭人知道他們不能只是被動地防禦水患，也不能只在災難發生後才採取因應措施或頒布緊急命令。唯有順應變遷，預先建構完善的防禦與救災網絡，並且充分尊重水利工程與氣象專業人員，才能真正與水共存。
本文節錄自《新荷蘭學：荷蘭強大幸福的16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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