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坦克》民主是推銷人物還是辯論價值理念？

本文作者為喬瑟芬，原文標題民主是選賢與能嗎？由，思想坦克授權轉載。

前幾天是解嚴第三十二週年紀念日。1987 年的 7 月 15 日，前總統蔣經國宣佈解除長達 38 年又 56 天的戒嚴，這也是至今全世界最長的戒嚴令。

自三十二年前的這一天開始，黨禁、報禁解除，「民主」、「自由」、「人權」等字眼開始頻繁進入人們視野。台灣民主化的歷程，這幾個詞彙經常成為各項訴求中強調的核心價值，加上台灣深受美國文化影響，不過一代的時間，「民主」好像已在台灣生根，變得跟呼吸一樣自然。

然而，你口中的民主，和家中親族長輩口裡所說的、社群媒體上熱烈討論的，是不是同樣的東西？

同一個詞彙，有否可能承載的是幾種價值體系下，完全不同的想像？

隨著公民教育的普及，以及歷經多次自由選舉、兩次政黨輪替後，多數民眾已經認知到，民主不是只有投票而已，還包括了解候選人的政見、價值觀、對重大議題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且持續監督民選政治人物。然而，我們究竟以什麼標準來判斷這一票投給誰，或一位民選首長是否適任？

最大的誤區，恐怕是所有新聞留言、論壇、社群媒體在討論民主時，最常出現的四個字：選賢與能。

民主就是選賢與能？

這四個字出自《禮運大同篇》，談的是君主禪讓或選擇繼任者的標準，與近代民主的觀念和價值毫無關係。然而，它卻切中了台灣文化中，對於如何處理眾人之事的理解，以及選拔「仁德者」作為眾人之事的治理者、仲裁者的期待。

西方近代民主理論奠基於為保障自身權益下，挺身對有權力者的抗爭行動。

因此，圍繞著民主制度與隨之而生的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在於權力的制衡，特別是透過法治節制政府對權力的使用。因為相信所有權力必然導致腐化，任誰坐上這個位置都一樣，因此最重要的是設計出一台能有效防弊的收銀機（制度）。

在深受特定觀點下的儒家觀念（聖王、道統）影響的台灣，我們解決問題的方法則是：選一個對的人去坐那個位置，而什麼是對的人？就是「選賢與能」。當年在國編本課本《哲學家皇帝》（陳之藩）一文的推波助瀾下，柏拉圖的理想國與「選賢與能」從此深入人心，再加上每次選舉，總有候選人與媒體不斷提及，彷彿這天生就是民主時代我們選擇和評估政治人物的標準。

西方近代民主理論的根基是對人性的不信任，而「賢」與「能」卻正好相反：只要選出一個對的人，問題就解決了。正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文化脈絡，這四個字一直被當作是民主的要件，深信不移。換言之，很多台灣人心目中的「民主」，是「我要用選票為自己選一個包青天、選一個對我好的父母官」。

販賣人設還是辯論價值理念？

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二十年重要大選對候選人的各種「人設」，更可以看出這樣的文化脈絡如何影響著台灣選民的選擇：「馬英九清廉」，「宋楚瑜愛民如子」，「韓國瑜來高雄只帶了一瓶礦泉水一碗滷肉飯」。

陳水扁當初宣傳自己是三級貧戶之子，要爭的也是這一個「賢」，這也是為什麼當他的家人疑似收賄的新聞一出，會引爆這麼大的社會怒氣，因為他違反了「賢德」這樣一個被認為是統治者的必須要件。

再舉一個外溢的例子，凡是被發現有婚外感情關係或性關係的公眾人物，從立委議員、專業官僚到演藝人員，都要出來向社會大眾鞠躬道歉。哪怕我們明知那只是他們家的私事，但正因儒家文化下一脈相承、對於社會或公共責任的定義與想像，私人德行決定了你是否有為公眾服務的資格。若在賢德一事上有虧，你的能力會連帶被懷疑、專業會被否定。

在這個文化脈絡下，宋楚瑜這樣的政治人物自是又賢又能，因為他懂得怎麼運用權勢來「為百姓謀福利」。選民期待的「能」並非「遵守程序正義、在法治規範下發揮自身專業所長，以進行公共服務」，而是「突破各種框架、罵官僚電屬下，以求有效解決問題」。這個效應在不少柯粉身上是一模一樣的：「他是個好人，只是不太會講話，但會做事就夠了」。

反觀蔡英文，不少政治圈工作者都曾無奈搖頭說她很難「行銷」，因為她「很無聊」，她缺乏台灣人喜歡的特質。特別是身為一個未婚、沒有生育的專業女性，能與賢德連結的「好妻子、好母親」這些人設，她通通都沒有。對她最常見的攻擊則是「有錢人家的大小姐」，這個形象是驕矜的。當這個形象確立了，對許多人來說什麼外交談判能力、國家財政改革的需求通通不重要，因為就算那些要做，也不能由一個不賢德的人來做。

近半年蔡英文的聲望從谷底反彈，不只拉回了原本的支持者，還靠著對形象的翻轉重新圈粉。這些新的「人設」乍看之下是進步前衛的，但核心不脫一件事：讓人覺得蔡英文也是一個容易親近的、有趣的人，唯有這樣，民眾才會相信她是一個「好人」，才有可能進一步信任她。

這或許是政治工作者台灣邁向更健康、健全的民主之路上，不得不為的過渡，卻也顯示我們離就事實和觀點好好交鋒的啟蒙政治，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什麼是「政治」？

除了「選賢」之外，我們對於政治的想像，又是如何不同呢？細看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很多東西不盡然是世代差距，而是不同價值體系的對撞。

好比對政治人物的期待，有些選民相信選出一個「對的人」（仁德者、聖君）自然就會做出對的事；有些選民則在意一個候選人有沒有核心信念、這些信念是否是自己所認同的；有些選民在意的是從政者的誠信問題、是否從一而終；但另一群選民可能更在意一個民選首長有沒有認錯的能力、是否會從錯誤中反省、學習。

再次，拜三民主義與黨國教育之賜，許多人深信政治就是「治理眾人之事」。然而，「治理」二字已預設著一個優序關係，正因如此，我們對政治人物才會有「賢能」的期待，我們認為仁者自然就會公平，會為群眾做出最好的選擇。

什麼是「眾人之事」？

台灣人對「眾人之事」的想像，首先是從家族和村里而來。

不論是因為耕作的勞力需求，還是儒家重視宗族的特性，家族和村里的長輩（過去也多半都有親戚關係）決定了生產順序、資源分配，當然也要負責排解紛爭。家族比較繁茂的，德高望眾的長輩就成了地方頭人，兄弟分家怕長輩不公，那就把各家長輩都請來當「公親」。這正是許多人潛意識中對「政治」的理解，而這些公親們，也成了他們心目中理想政治人物的原型。

於是，政治對於很多人來說，等同於「喬事情」，越會「喬」的人，就越是政治人才、越能成為被倚重的政治人物。然而，在民主政治理論的定義中，政治卻是「一群人一起做出決定的過程」。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原本這一切有機會透過校園民主、社團自治、社區管理委員會等小型社會單位，去深化和扭轉。然而在升學主義、一窩蜂考研究所的風氣中，公民課一向只是裝飾，大學的社團也不過是個興趣抒壓之處，頂多學習一點職場所需、處理人事的「眉角」，談不上什麼共識凝聚、協商、說服、妥協與行動。

這種對於政治的理解，也讓人們將面對私領域的態度，帶進現代的公共領域中。人們沒興趣區分事實、立場、意見的不同，面對議題時，永遠拿出直覺式的觀感，再用現代詞彙包裝一下，就成了滿坑滿谷、泛濫成災的「公共討論」。

至此，我們應該了解到，選賢與能四個字的內涵與民主無關，甚至是反民主的。當選民以此作為原則在進行投票，甚至以此為基準來衡量政治責任的時候，就可能為民主制度的運作帶來災難。

仍值得樂觀以待

雖然至少有兩個世代曾被「選賢與能」的觀念洗過腦，但隨著資訊開放，人們也漸漸明白政治人物需要監督，同時也開始理解，民主也是關於各種個人自主與利益的選擇。

作為民主新生兒，加上眾多新興民主國家碰到的歷史因素，台灣還沒站穩腳步好好走路，就已經碰到和老牌民主國家相似的挑戰。然而，我們成長的速度已是非常快速了。

不過十多年前，同志們上街遊行還要戴口罩，而投票與統獨已是我們對民主政治的全部理解。但如今，我們通過了亞洲第一個同婚專法，已有不少人意識到公民監督的重要性，我們選出了一個素質遠勝上一屆的國會，我們開始討論民主是可能失效、會被侵蝕的。

歷史從來不是直線，人類累積的智慧，有些可以傳承，但有些就像民主一樣，百年來遭遇著各種變化與考驗，而我們每一步，都必須自己經歷一次、陣痛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