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屈原遇見卡繆與尼采
今天是端午節，剛才我也吃了一個粽子，人們吃粽子、划龍舟，紀念兩千多年前投汨羅江而死的屈原。
每當台灣面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資訊戰、統戰滲透與內部分裂時，總有人會想起屈原。
當然，今天的台灣不是戰國時代的楚國。
台灣擁有民主制度、自由選舉與言論自由，這與屈原所處的時代截然不同。然而，如果只看某些精神層面的相似之處，兩者確實存在令人感慨的平行線。
屈原所處的楚國，面臨的是秦國的崛起。秦國的國力遠勝楚國，並且持續透過外交、軍事與政治手段削弱各國。屈原看見危機，主張改革、強化國力、聯合其他國家抗秦，但他的主張不但沒有被接受，反而遭到排擠與流放。
最令他絕望的，不只是敵人強大，而是許多同胞根本不認為危機迫在眉睫。
對屈原而言，真正的悲劇不是秦國，而是楚國自己。今天許多關心台灣前途的人，也有類似感受。
他們擔心中國的軍事威脅，擔心資訊戰與認知作戰，擔心關鍵產業、基礎建設與民主制度受到侵蝕。他們不一定彼此同意所有政策，但共同的焦慮是：最大的危險或許不是外部敵人，而是內部對危機的輕忽。
這種心情，確實與屈原有某種跨越兩千年的共鳴。然而，問題來了。
如果你真的看見危機，而多數人卻不認同你，你該怎麼辦？
屈原：以生命證明自己的忠誠，屈原相信理想，也相信國家。
他認為楚國本來可以更好，只是被短視近利的人拖向毀滅。因此他不斷勸諫、不斷抗爭，即使被流放，他依然沒有放棄。
《離騷》中最動人的一句話：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當他發現自己的理想再也無法實現時，最終選擇投江。
他的死亡是一種抗議，也是一種最後的忠誠。
對屈原而言：如果國家背離了我所相信的價值，那麼我寧可與理想一起沉沒。
這種精神令人敬佩，卻也令人悲傷。
因為它把生命的價值完全綁定在政治與國家的命運之上。
卡繆看到的是另一種世界，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集中營、大規模屠殺。
這些經驗讓他明白，世界並不保證正義，好人不一定得到好報，努力不一定換來成功。
甚至連歷史本身，都沒有必然進步的方向，卡繆把這種處境稱為荒謬（Absurd），
面對荒謬，許多人會產生絕望，然而卡繆認為，真正值得敬佩的不是死亡，而是活下去。
他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寫道：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
但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即使世界沒有給我們保證，即使我們的努力未必成功，即使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看見理想實現，仍然要繼續活著。
繼續思考、創作、愛人、行動。
如果屈原看見的是殉道者的榮耀，卡繆看見的則是倖存者的勇氣。
尼采比卡繆更進一步，他認為，問題不在於世界是否合理。
問題在於：為什麼我們總期待世界必須符合自己的理想？
生命本來就包含混亂、競爭、失敗與痛苦，這不是例外，而是常態。
因此，尼采不鼓勵人們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也不鼓勵人們永遠沉浸在憤怒之中。
他提出一個更困難的挑戰：你能否把命運加諸於你的痛苦，也變成自己的力量？
他稱之為：Amor Fati（熱愛命運），不只是接受命運。而是熱愛命運。
甚至希望人生中的每一件事，包括痛苦與失敗，都能無限重複，這就是著名的「永恆輪迴」。如果一個人能夠對自己的人生說：即使重來一萬次，我仍願意這樣活。
那麼他就真正超越了怨恨，尼采不是要人們放棄理想。而是不要把生命完全寄託在理想是否實現之上。
台灣需要的或許不是屈原，而是卡繆與尼采，今天許多人憂心台灣的未來，這種憂心並非沒有理由。
但如果因此陷入憤怒、絕望與仇恨，那麼我們其實已經被恐懼所支配。屈原的偉大，在於他的忠誠，然而兩千多年後，我們或許更需要卡繆與尼采。
因為民主社會最大的責任，不是以死亡證明信念，而是以生命實踐信念。
當你擔心國家的未來時，繼續研究、繼續教學、繼續寫作、繼續參與公共事務，這是卡繆。
當你把焦慮化為行動，把挫折化為力量，把人生過成自己選擇的樣子，這是尼采。
屈原告訴我們：九死其猶未悔。
卡繆告訴我們：即使世界荒謬，仍然要活下去。
尼采告訴我們：成為你自己。
而對今天的台灣而言，也許最重要的不是尋找下一個屈原，而是培養更多即使看見危機，仍願意繼續前行的人。
決定一個國家命運的，從來不是那些選擇投江的人，而是那些明知風浪將至，依然願意留在船上修補裂縫、守護航向的人。
原文出自李忠憲臉書，芋傳媒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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