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論壇》不可冒犯「偉大的蔣總統」

本文作者為馬非白，由想想論壇授權轉載。

中國國民黨政權蔣家王朝時代，「蔣總統」三個字是神聖不可冒犯的，當年寫到這三個字或只寫「總統」兩字，前面一定要空一格，在軍中講到這三個字則絕對要雙腳併攏立正以表肅敬。

這種替黨國領袖造神造到不容閃失的例子，多到不勝枚舉；比方在報界、出版界，就曾發生好幾件因為誤植「總統」兩字為「總總」或「統統」，檢字人員、校對員和總編輯遭警總約談甚或關進牢裡的恐怖案件。又如有個在政治受難者圈子流傳甚廣的軼聞：蔣介石「誕辰」之日，有位在監的受難者，問旁邊的同監者「今天禮拜幾（台語「拜鬼」）？」即被檢舉是污辱偉大的領袖，而多關了三年感化教育。

除了蔣介石「誕辰」有諸多禁忌之外，「蔣總統」就職之日也有一些事情必須避諱的。有一位叫做徐廷光的中部居民，寫了「上書給蔣總統」的宣傳單，準備去就職典禮會場外面散發，竟然也被裁定感化。

徐廷光（時年 41 歲，南投縣水里坑人），因感於二二八事變時蔣政權官員利用職權公報私仇大逮捕人，致使無故被牽連者甚多，曾經先後在 1952 年 8 月間、1953 年 10 月 30 日及 1954 年 2 月 5 日，分別上書蔣介石、行政院長陳誠、立法院長于右任，希望當局能將此類案犯查明釋放。

然而，這些上書都沒有得到批復，徐廷光決定採取比較有效的大動作，認為 1954 年 5 月 20 日第二任蔣總統就職之日是不錯日子，於是，他在就職前十天去買了紙張，並託住在台北的張紹章代筆繕寫油印底稿四份，準備密印傳單帶去就職典禮會場（台北市中山堂）散發，藉使能讓蔣總統早日釋放二二八遭逮捕的人犯。

這項秘密行動壞在徐廷光自己大嘴巴，對於當年到處都有「抓耙仔」的環境毫無警覺，居然向友人透露，最近將前往台北為台灣同胞請命。結果，卻被告密到台灣省保安司令部，他立即遭到特務嚴密跟蹤監視。5 月 19 日他乘車北上時就被一路監控，當晚，他下榻於台北市延平北路「大世界旅社」，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立即在 20 日凌晨三時派特務會同管區警察，以查旅館方式前往偵查，當場查獲徐廷光果然攜帶有八百份油印傳單，即將他逮捕訊辦。

他的友人張紹章隨後也被逮捕，傳單一張都未散發，徐廷光卻在保安司令部遭受刑求，還被持續監禁了好幾天，特務不僅要追查他發傳單的動機，也要繼續追訊他有無涉及其他陰謀案子。他們兩位的家人知道他們被保安司令部逮捕後，立即向行政院陳情，當時在內閣總辭後剛接任行政院長兼台灣省保安司令的俞鴻鈞，要求追查原因。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過去名義上是由台灣省長兼任，該部改組後才由行政院長兼任司令，其實，由於該部直屬於獨裁者蔣介石及其兒子蔣經國，部務一向都由蔣氏父子指派的副司令掌權，吳國楨擔任省主席時代就管不了當時的副司令彭孟緝。對於行政院的追查，保安司令部的答覆很簡單：「徐廷光平日行為乖張，常發荒謬言論，且企圖總統就職之日散發傳單，實有煽動人心及擾亂社會秩序之嫌，已交由軍法處審理。」

徐廷光的傳單內容除了二二八問題之外，其實，很清楚寫著：「尊崇元首，希望軍民團結，本省人與外省人合作打倒匪共、反攻大陸」，行政院經辦官員簽呈建議，「實無罪則可言，原宜予以勸慰或感訓後開釋」。

但是，保安司令部執意要將徐廷光交軍法審理，行政院經辦官員認為，「如依懲治叛亂條例論處可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即從輕依刑法第一五三條論處也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仍屬漠視人民自由權利，並有羅織之嫌」。因此，經辦官員的意見是：「徐廷光罪嫌不足，如僅就傳單內容而言，尙難課以煽動人心、妨害治安及有利於叛徒之宣傳，擬飭台灣省司令部善體總統迭次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昭示，速予訊明保釋」。

保安司令部不聽行政院長兼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的意見，彭孟緝也在回覆請託的私函中說，「核其傳單內容雖無重大罪責，惟在偵訊時發覺其人意志左偏、思想錯誤，現正依法辦理中。」因此，保安司令部照樣將徐廷光．張紹章兩人以莫名其妙的「違反檢肅匪諜案」進行偵辦。1954 年 7 月 17 日正式裁定：

「本案被告徐廷光係村野蠻夫知識低淺，對於反共抗俄戰爭認識不清、思想錯誤，曾於 1952 年 8 月上書總統，請驅逐美國艦隊；1953 年 12 月又上『成功論文』一篇，並請恩釋政治犯，其論文語氣與巫道邪說相似。」

「1954年2月又上一內容相同之成功論文，並油印慶祝總統連任之傳單，意圖散發未果，雖內容係敘述打倒共匪今年絕對成功，本省人與外省人應解除仇恨共赴國難等語。」

「其所作之函件傳單在請釋政治犯，內容固未涉及叛亂罪嫌或有何為匪宣傳之處，然在偵查中訊以對反共抗俄即反攻大陸之意見如何，則答稱『我的意思是不必反攻，要與共黨聯絡來打倒美國、蘇聯、德國後，由總統來領導管理全世界』，及訊以『中國共產黨好不好』，則答稱『與我們一樣，好壞不能批評』等語，均筆錄在卷，足見該被告徐廷光之思想意志完全錯誤左傾，應交付感化以資糾正。」

徐廷光就這樣被羅織入罪，裁定感化，算是略微顧及了行政院長的面子。至於張紹章（時年 44 歲，彰化縣人，住台北縣），因為「其所寫之函件都是由徐廷光口述，由他代書，並非他的意思。徐曾兩次委託他投郵，他因恐出事而暗中毀棄並未投寄。他因家境貧困，受徐廷光接濟，不得不為其代書。徐廷光既不足構成構成叛亂罪，張紹章叛亂罪嫌亦屬不足」，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裁定交保釋回。

此案也意外地讓二二八事變逮捕人犯的問題，時隔七年後又翻了出來，行政院經辦官員說，關於二二八人犯一事，據他記憶所及，「在陳誠前院長就任之後應各方請求，已飭由副司令彭孟緝將情節輕微之人大部釋放，惟未悉尚有在押及執行中與否？」因此，俞鴻鈞批示發文國防部司法行政部查復。

結果，查出一大堆名單，行政院要求清理，雖然大部分輕罪者陸續獲得保釋，不過，到了 1970 年代仍有二二八人犯繼續遭囚禁，其中有人被以「另涉他案」為由囚禁很久。這事後話就不離題贅述，另舉一個冒犯蔣總統的案例。

1958 年 1 月 6 日，台北市一家名叫「武學」的書店，翻印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英文譯本，結果，遭到提起公訴。

《蘇俄在中國》這本書，在蔣介石統治台灣的年代裡，可是台灣家喻戶曉的大名著，當時的輿論界都將該書奉為「反共經典巨著」，而且將蔣介石另外兩本「名著」：《反共抗俄基本論》和《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並稱為反共的「三大論著」。

這些書掛的是蔣介石名字，其實，卻都不是蔣介石親自寫的，他沒有那麼大學問寫這種學術理論、實務兼具的大部頭書，而是由他指名的御用文膽集體執筆。《蘇俄在中國》就是由陶希聖等人代筆撰寫，1956 年 12 月底出版，全名叫做《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

不過，著名的治史學者黎東方在他所寫的《蔣介石序傳》中，卻說，它雖然是由陶希聖等幾位祕書與專家執筆，但內容的大部分是蔣公所口授。黎東方認為，該書「具有外交作用的」，因為，「它把蘇俄如何侵略中國，中共如何甘心為虎作倀，以及我國政府於美國壓力之下如何委屈求全，都敘述得很詳細。」

蔣經國也吹捧說，《蘇俄在中國》一書是他父親「遭受患難、恥辱、艱危、誣陷、滲透顛覆的一部痛苦經驗的結晶」，是一部「反共十字軍的經典」。

該書分為三篇二十章，共二十四萬餘字。第一篇：「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第二篇：「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第三篇：「俄共和平共存第一目標及其最後構想」。

蔣介石一生最大的職志是：「反共抗俄」，他要把台灣建設為「反共復國基地」，無所不用其極地對台灣人民進行「反共抗俄」的思想洗腦。

但是，很諷刺地，他的徒子徒孫如今竟成了其思想的叛徒。

另外，在那「反共抗俄」的年代，卻有人會因為翻印他的著作廣為流傳而惹上官司，令人有點不可思議。

蔣介石署名的所有反共思想論述，主要的目的，都是為了反共宣傳、加強「心理建設」、鼓吹「革命人生觀」，以及建立「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五大信念等等，以達到鞏固統治權的目的。
在這些目的之下，民間業者斥資加以翻印廣為流傳，豈非求之不得之事，何必祭出公訴的懲戒？重點在於：偉大的領袖、民族的救星豈容輕易冒犯，他的著作代表他的精神與靈魂，那是要拿來給全民洗腦，也要向全世界宣傳的「巨著」，當然也不容冒犯。

武學書店的老板想借「反共愛國」賺錢，卻沒搞清楚這個重中之重的重點；另外有一個狀況他也沒搞清楚，那就是，蔣介石另一部著作《中國之命運》，曾經因為在美國被翻譯成英文，借以說明蔣介石是「排外」的、是「法西斯」的，把蔣介石的文宣機構嚇壞了。

後來，除了《中國之命運》一書，蔣介石指定由王寵惠另行翻譯了一次，作為「經著者同意的正式譯本」，交由一家美國書店發行之外，《蘇俄在中國》也在 1956 年由出任總統府秘書的沈劍虹翻譯為英文，此後，十幾國譯本的翻譯及發行全都由蔣介石的總統府一手主理。

武學書店的老板不思做個對台灣有貢獻的文化人，竟然要靠蔣介石賺錢，反而成了被殺雞警猴的倒霉鬼，一點都不可惜，可是，他可能也萬萬想不到，在冷戰時代結束後，他所翻印的那一類書都被掃進垃圾桶了。

該書局是以售賣軍事圖書著名，出事後國防部軍法局奉令對該書局進行查處，下令禁止該書局售賣軍事書籍及與軍事教育有關的掛圖。當時的參謀總長彭孟緝曾簽呈給蔣介石，建議國防部予以收購及接辦，國防部不願接這個燙手山芋，此議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武學書店事件的前一年，也就是《蘇俄在中國》出版的次年，遠在日本也發生一件《蘇俄在中國》的風波。當時在台獨運動中極為活躍的作家兼企業家邱永漢，他先於日本權威的《中央公論》雜誌發表〈勿忘台灣人〉，闡釋台灣人反蔣、反共立場及台灣獨立主張，繼而在日本《每日新聞》發表對《蘇俄在中國》一書的評論。

此事把駐大阪總領事館、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三組等單位搞得雞飛狗跳，不知如何因應，最後才決定由當時的《中央社》東京分社主任李嘉，以同業的關係跟《每日新聞》講好，在該報刊出李嘉及日本評論家清水董三兩人的文章，李嘉專門反駁邱永漢的評論，清水董三則撰《蘇俄在中國》的正面評論，才算平息這次風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