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懊悔沒對癌末夫說我愛你 死應是心安的告別

圖片來源:中央社

病人自主權利法面面觀 8 – 5 周怡芬的先生壯年罹癌,離世前在加護病房搶救,身旁沒家人陪伴。來不及跟先生說「我愛你」是她 10 多年來最大的遺憾,「先生走後的每天晚上,我都反覆對他說這三個字」。

周怡芬是社團法人台灣醫病和諧推廣協會的創會理事長,因家人生病的關係,她很早就有接觸醫護人員的經驗。除了體悟生命的最後,應好好說再見,和諧的醫病關係也是無憾道別的關鍵。

周怡芬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10 多年前,先生正值壯年時罹患腎臟癌,在住院開刀、化療放療後,追蹤 3 年都控制得很好。但第 4 年復發,半年後就轉移到腦,接受標靶藥物治療。

醫師本來都說治療效果不錯,腫瘤有縮小;但一次才剛看完門診,周怡芬先生的腳突然不能動,緊急再回門診,結果住院檢查卻發現腦水腫,腫瘤竟突然又變大了。

那次住院後,周怡芬的先生就沒能出院。他離世前一天,忽然從昏迷中清醒,要周怡芬陪他走一小段路,並對周怡芬說:「老婆,我很愛妳,要不是妳我早已不在了。」隔天,他變得誰也認不得,接著開始吐血。

周怡芬說,當時很希望可以陪著先生,但長輩很心急,希望送到加護病房搶救,這也是人之常情。先生運送途中,她握著先生的手,告訴他:「好好走吧!」捨不得他再受苦。兩人再見面時,先生已經斷氣。

沒能陪伴丈夫生前最後一刻,成為周怡芬最大的遺憾,她常常自問:「我怎麼可以讓他自己躺在冰冷的加護病房?」先生走後 1 年多間,她總每天一直睡,也不吃也不喝,腦海裡有時浮出不好的念頭,很想跟著先生一起走。

直到當時 13 歲的女兒點醒周怡芬:「媽媽,不要這樣,妳還有我啊!」周怡芬才重新振作起來,但這 12 年來,她心裡自責陰霾遲遲不散,「直到現在,我都覺得我做錯了什麼事。」

在丈夫離開 1 、 2 年後,周怡芬的軍人父親罹患膀胱癌。腫瘤很快轉移到脊椎,家人們知道父親應該撐不了太久,住院期間每天病房都像開派對,家族朋友齊聚,笑聲不斷。

當醫師宣告,父親可能只剩一週時間可活時,周怡芬跟父親說,病大概好不了了;父親也坦然地說:「夠了,值得了,已經活到 80 歲,而且有你們在也不怕。」

周怡芬回憶,父親臨終時,每個家人輪流擁抱對他說,「我愛你,我們後會有期」;爸爸也溫柔的回應:「愛妳」。在一家人又哭又笑中,爸爸帶著家人滿滿的愛,微笑安詳的離開,全家人都很安心。

先後經歷了先生和父親兩種截然不同的告別,周怡芬表示,面對死的準備非常重要,每個人都應思考放棄急救的可行性,考慮善終的選項。生命的最後一段路可以全家人陪在一塊,說說心裡感謝的話,讓生死能兩相安。

周怡芬父親過世已 10 年,但她回憶起當時照顧父親的醫師,仍滿懷感動與謝意。周怡芬說,那名醫師是基督徒,主動詢問家屬,能不能幫父親禱告?隨後就跪在父親的病床邊禱告,畫面非常溫馨。只要醫師多付出一些,讓家屬感受到,醫病的關係一定會更加和諧。

雖然丈夫驟逝,周怡芬說,她不會去想先生病程中醫師做錯了什麼,而是覺得醫護團隊都盡力了。先生人生的最後一段路,有醫護的陪伴,真的都很辛苦,有時候先生半夜疼痛,醫師黑著眼圈跑來,用各種方法緩解不適。醫護人員能做到這點就夠了。

醫病之間關係緊張常是資訊不對等、沒有互相換位思考、缺乏同理心所致。周怡芬表示,民眾除了可透過相關的法律保障善終權利,也透過醫病共享決策更了解疾病的狀況、治療的選擇、可能的結果和併發症,醫生也能傾聽病人和家屬的需求,同理心並不難,善的意念和行為能在醫療各角落發生。

(新聞資料來源 :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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